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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记?
一 土改记异
二 打虎记零
三 镇反记慎
四 肃反记无
五 四清记实
六 反右记幸
附录
一个地下党员被人供出后有无不被捕的可能？
我所知道的为“六十一人案件”平反急如星火
特载
吴江 一本有严肃意义的书,曾彦修（1919-2015），编辑出版家，杂文家，笔名严秀。1919年生，四川宜宾人。1937年12越到延安，入陕北公学。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调延安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1942年初至1943年夏，在陕北及晋西北做农村调查，后调中央宣传部工作。1949年秋南下广东，任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并先后兼任广州《南方日报》社长总编辑、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广东省教育厅厅长。1954年调北京，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1983年退休。著有《严秀杂文选》《审干杂谈》《牵牛花蔓》《一盏明灯与五十万座地堡》《半杯水集》《天堂往事略》《论睁眼看世界》等。,本书记录了曾彦修一生中记忆深刻的几件事，都和普通人的命运相关。这部篇幅短小、意义却很大的书稿中，充满了人道主义的光辉。本书荣获2014年深圳读书月“年度致敬作者”、百道网“年度好书”、《北京晨报》“年度致敬图书”；2017年度“中华很好出版物提名奖”。, 一 土改记异 概况 1952年大概是2月中旬，我在广东工作的时候，由于土地改革的命令急如星火，虽然在此地还相当不具备土地改革的条件，主要是领导土地改革的一个条件，即领导土改的庞大的干部队伍还不存在的缘故，大家都不知道什么叫“土地改革”的时候，上面急如星火的道道命令下来，即刻就要全面土改。我被命令带领一支庞大的土改队伍，开赴当时属于广东肇庆地区的一个山区穷县云浮县（依当时的情况看来，似乎像个极穷县）去做全面的土地改革，这算先行县。这个队伍大概二三百人，是以广东省的文化干部队伍为主，其次是华南革大的一批工作人员，再次，是一批岭南大学（原属教会大学，但成绩相当有名）的毕业而未分配工作的学生。总人数恐有二三百名。我当时是一个南下干部，虽然1947—1948年在山西、河北、山东参加过三个省一年半的土改，心里还是很慌；其余的人均未参加过土改，我觉得这次下去难办得很。但所幸临时增派华南革大的一个部主任老王同志，一个北方的老根据地的干部。我自知经验不能同他比，靠他了。幸运的是，云浮县委赵书记是南下干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期间，有在山东与东北的地方工作与土地改革的长期经验。因此，事情就好办多了。而且，我看得出来，赵书记是主张求稳，反对大乱特乱，反对反复翻烧饼（东北叫“煮夹生饭”）的。因此，从根本上我们三人就有共同语言了。 我们这个队伍中，有些大名人，如画家关山月，作家陈残云、韩北屏、杜埃等，倒也显得队伍壮大。 从根本上改变冷冷清清的工作方式 当时是必须严格按照中央尤其是武汉中央中南局，特别是（代）书记邓子恢的规定办事的，即：土改工作队进村后，必须保证地、长时间地“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建立或重建阶级队伍之后，才能谈得上进入斗争，如反霸、斗争地主等阶段；之后是分田阶段；再之后是建党建政、动员参军等阶段。再之后，又是另派工作队来搞“复查”等等；一个否定一个，一个说前一个“右倾”。已形成宪法，半点不能移动。 开始我即不赞成这一套，因为我在山西、河北、山东进行过土改近一年半，知道怎能照这个模式进行。照此办理，一场土改前后要拖两三年，工作队动不动就要换三几次。翻烧饼、煮夹生饭，一次一套，统统反右，从不反左，不把农村搞得稀烂才怪。但那一套在当时是很高主持土改的人十分坚持肯定的，因此，我们几百人下村后，也不得不照此办理：工作组进村后。照样是冷冷清清，找鳏寡孤独扎根串联，行动偷偷摸摸，怕地主富农“狗腿子”看见，群众则久久也不知这些工作组是来干什么的。如此搞了近两个月后，冷冷清清，工作没有什么进展。我感到如此“访贫问苦，扎根串联”下去，半年之内群众也发动不起来，我们反而变成是做地下工作了。 如此下去，又要把一村土改，三年完成了。于是，我在县里同县委赵书记、副领队王某某同志协商，我提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从根本上改变工作方式，大张旗鼓，大范围接近群众，震慑极少数可能的坏人和土改的反对者，以减少弱小穷人的怕报复的顾虑。我提出大村的工作组内，应设一“小公安局长”，他的任务就是一天到晚上门去找我们怀疑为坏人、“狗腿子”、顽固土改对象的人谈话，要使他们紧张、心慌，转而老老实实，停止地下活动。现在是我们每访一家贫下中农，都要回头看看有没有“狗腿子”跟着。一句话，我们必须变守势为攻势，即从根本上变被动为主动，变被坏人监视改为我们监视他们，变秘密工作为公开工作。(P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