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综合创新论——王东哲学创新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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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创建中国马克思学、列宁学——哲学创新的源头活水
  为什么要创建“中国马克思学”——迎接21世纪马克思学的第三次来潮
    (一)为“马克思学”一词正名:“马克思学”不是西方意识形态
    (二)创建“中国马克思学”的必要性:六条根据
    (三)“中国马克思学”何以可能
  马克思哲学创新起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其实践观的六点新发现
    (一)手稿研究史略的新发现——顶点论、不成熟论、起点论是三种基本观点
    (二)三种观点后面三种解读模式的新发现——“以西解马”、“以苏解马”、“以马解马”
    (三)版本结构的新发现——应分出相对独立的“第四手稿”或“哲学手稿”
    (四)《1844年手稿》深层哲学主线的新发现——从异化观到实践观
    (五)《1844年手稿》哲学底蕴新发现——新唯物主义实践观论纲
    (六)《1844年手稿》历史地位新发现——马克思哲学创新起点: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
  《资本论》的哲学意义
    (一)《资本论》不仅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著作,而且是他一生哲学创新的主要著作
    (二)应当注意发掘《资本论》文本群的哲学意义,全面把握支撑这个思想大厦及其哲学意义的四大支柱:《资本论》4卷本——6大手稿——相关笔记——相关书信
    (三)今天我们必须注意发掘《资本论》手稿的独特哲学意义,尤其是作为《资本论》大手稿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其哲学意义并不次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两者结合堪称“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内外篇
    (四)马克思哲学创新40年的三部曲
  《资本论》手稿的五大哲学创新——《1857—1858年手稿》的重新定位
    (一)新唯物主义实践观的新探索:劳动二重性理论的系统制定
    (二)异化观的新发展:异化劳动新规定的提出
    (三)现实的人的三大历史形态理论的首次提出
    (四)社会形态发展理论的重大发展
    (五)自然、劳动、社会、人有机统一的总体性历史发展观的系统阐明
  ……
第二篇  重新开掘西方哲学——时代精神的一面镜子
第三篇  重新发现中华智慧的世界意义——哲学创新的民族根基
第四篇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代新形态——三大源头的综合创新,    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全国重点学科、北大马思主义哲学教研室主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大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马思恩格斯研究会副会长,列宁思想研究会会长,文化哲学研究会会长,马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从1992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发表论文200来篇,主要成果凝聚为10本书:“创新学五部曲”和“中国学五部曲”。专著《辩证法科学体系的“列宁构想”》一书,1992年获第二届吴玉章奖金,2000年获重量教学成果奖。其他论著多次获得北京大学和北京市科研成果奖,专著《马思学新奠基》一书提出的相关问题,被《光明日报》、《学术月刊》等评为2007年中国理论界十大热点问题之一。
,    本书集中反映了改革开放新时代,北京大学王东教授倡导马思主义哲学创新论,特别是三大源头综合创新论的思想轨迹,可谓“北大学派”学术风范的一面镜子。全书四篇结构,展现了四个主要创新点:靠前篇,首先开掘马思主义哲学的原创性,首倡借鉴与超越苏联马思学、西方马思学,创建中国马思学、列宁学,作为综合创新的首要源头活水;第二篇,力求重新开掘西方哲学的原创性,作为映现近现代时代精神的一面镜子,也作为综合创新的异质源头;第三篇,力求重新发掘中华民族哲学的原创性,重新评价中华文明及其哲学智慧的世界历史地位,使哲学创新有更深厚的民族根基,传承、革新、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基因,这是综合创新的又一源头活水;第四篇,倡导立足当代与中国新鲜实践,融汇中西马三大哲学流的原创性,创造富于时代精神与中国神韵的新哲学、新智慧、新文化、新价值,让中国现代化起飞张开哲学智慧的翅膀,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发展、现代革新,奠定坚实可靠的哲学基础。
,    正是由于他们在20世纪30—50年代,乃至后来的几十年时间内,缺少对马思哲学深入发掘,多半陷入一种简单化、教条化、僵化的肤浅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在戈尔巴乔夫时代流行一时、从根上有效否定马思的"马思主义原罪论"埋下了某种伏笔。
    先"左"后右,两种教条主义错误思潮合到一起,葬送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为了根本避免这种历史厄运,我们必须注意从哲学高度总结其历史教训,包括他们在马思学研究上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特别要注意借鉴他们把马思研究僵化、教条化、简单化的历史教训。这就要求我们创立中国马思学,认真借鉴与根本超越苏联马思学。
    4.借鉴与超越西方马思学的理论奠基当代西方的马思研究,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以吕贝尔、费切尔为代表,标榜非意识形态的客观立场,进行纯学术研究的"马思学";另一类是把马思思想的某一方面,与西方某种流行思潮结合起来,试图从某个方面"超越马思"的新马思主义。
    改革开放以前和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曾经简单化地对他们采取大批判的态度,给他们戴上"反马思主义"的帽子;近些年来有些人又采取简单化的接近接纳态度,接近顺应他们的路子,按照他们的口径,去讲"两个马思对立","马思与恩格斯对立","马思与马思主义的对立"。简单化、教条化地"对着讲"与"顺着讲",都是不正确的;科学的态度应当是,认真借鉴,具体分析,并力图超越他们,做出独立的理论创新,其中基础性的一环,就是创立中国马思学。西方马思学与新马思主义,他们提出的问题,解决的问题,遗留的问题,都对我们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与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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