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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在乡土中国向都市中国的转型过程中，传统与现代参差共生，多种文化和生活方式并呈。相声、二人转、传说故事、民间信仰、传统节日、方言俚语等原本与乡土相伴相生的民俗的演进和扬弃，实际是融于都市文明及其生活方式的扩展过程之中的，始终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伴。如同民众与精英、东方与西方，乡土与都市是一对矛盾共生体，分别有着自己的生命流程，二者之间的起承转合也反映在个人和群体对于艺术、自我、他者、社会的认知取舍之中，各有其微妙的情绪和心性。
基于多年在城乡的调查与思考，本书力图展示快速都市化的中国城乡共生体之间复杂而交错的情绪与心性。由此，本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城墙内外”展示的是相声、二人转等民间艺术的当下生态；第二部分“都市断章”是对都市新旧参差的民俗现实和都市子民心性的关注与思考；第三部分“房舍小品”重在通过当下在乡村盛行的言语和信仰，展示乡村之于都市可能有的更多的意义；第四部分“现代民俗学之庠”则是对已有的乡土文化认知论及方法论的回观，倡导对频频回的“守旧”的民俗学的扬弃。
基于多年在城乡的调查与思考，本书力图展示快速都市化的中国城乡共生体之间复杂而交错的情绪与心性。由此，本书分为了四个部分：编“什样杂耍”一组展示的是相声、二人转等民间艺术的当下生态；次编“我们是谁”则是对都市新旧参差的民俗现实和都市子民心性的关注与思考；三编“我们都是亲戚”重在通过当下在乡村盛行的言语和信仰，展示乡村之于都市可能有的更多的意义；末编“经验之殇”则是对已有的乡土文化认知论及方法论的回观，倡导对频频回的“守旧”的民俗学的扬弃。
目录
城墙内外
想象的原生态与民间艺术
草根相声的知识考古学
二人转的生态学
曲艺的都市化与都市化曲艺
都市断章
被消费的身体
裂变中的口头传统
不是个味儿的年味儿
遭忽悠的老鬼与新鬼
我们是谁
房舍小品
我们都是亲戚
“5·12”震灾后的羌寨现场
多面的胡仙与另一只眼
教堂钟声与晨钟暮鼓
不妨“低俗”些：精英艺术及其批评的限度
现代民俗学之痒
民间文艺市场的经济学
“杂吧地儿”北京——天桥的叙事学
生命经验的裸写
现代性的都市民俗学——岳永逸博士访谈录
代跋：都市中国的乡土音声
致谢
摘要与插图
多面的胡仙与另一只眼一、“狐”耶？“胡”耶？
国内对于关公、观音、八仙、文昌、城隍、门神、土地爷、灶王爷等神灵多有专书研究。在官民合力下，关公、观音、城隍、八仙等影响深远，相关的文字记述和传说很多，研究的专著也不少。遗憾的是，或者是因为“身在此山中”的缘故，这些著作大多是材料的累积，就事论事，无从触及中国民众宗教实践的本质特征，缺少洞见。这一不足给也人造成好像中国人不会读自己祖辈留下的古书似的。与之迥异，近百年来，西方人在读中国的古书时，总是能读出些新意，让人耳目一新，拍案叫绝。
20世纪早期，法国社会学家葛兰言在读现代国人看来诘屈聱牙的《诗经》时，读出了早期中国社会与国家甚至中华文明是从两情相悦的男女在水畔山坡的对歌和欢笑声中开始生发、升华、形成的。在读明清以来关于“秘密宗教”的诸多宝卷时，欧大年读出了中国民众对女性神灵的敬拜，认为中国民众宗教的根基是“信仰女性神祇、奇理斯玛式和期待未来佛”，所以中国民众对于耶稣和基督教教义天然就存在抵触心理，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韩森在读宋代以来的志怪、笔记、话本和方志等文字时，发现了民间在接受官方推崇或强制推行的信仰的同时，官方也在不断地接纳与校正民间的部分信仰并进而推广的频繁互动的辨证关系。面对浩繁且众说纷纭的义和团运动的史料，柯文解读出了不同参与主体的不同感受和这些后来被辑录的史料的主观性与随意性，说明在后人眼中热热闹闹、扑朔迷离的义和团是“事件、经历和神话”的叠加和多声部合唱，每个异质群体都在根据自己当下的兴趣、爱好唱着自己的调。韩书瑞在读妙峰山因风蚀而模糊程度不一的碑刻铭文时，读出了潭柘寺、大觉寺等寺庙中的僧侣、京城的五顶和丫髻山、皇族以及关注妙峰山的学者等各种竞争性力量对妙峰山成为北京民间的一个文化中心的作用，以及不同程度的信仰者、参与者的阶序对妙峰山庙会兴衰的影响。
这些迥异的见解也使得近些年来的海外学者——真假洋人——的著述在国内学界大行其道。夏志清、李欧梵之于现代文学如此，费正清、黄仁宇之于历史学如此，施坚雅、杜赞奇等之于社会学人类学亦如此。关于民众宗教的研究，杨庆堃、武雅士、王斯福等的理论建构同样是被效仿的经典。
正如本书前文已经提及的景军、流心、周越一样，阎云翔等这些于20世纪晚期在海外留学，并依然在中国做田野，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华人，犹如水陆两栖的族类，他们学会了用另一种眼光来回审自己的母文化，有了对母文化的陌生化式的敏感。因为善于讲故事和叙述，行文晓畅，理论思考深入浅出，其研究不但很好地向西方介绍、阐释中国纷繁复杂的诸多文化事象及其丰富内涵，在国内外也拥有数量不菲的读者。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这些人的研究既延续了费孝通、林耀华、许烺光、杨庆堃等老一辈在海外学习过的学人研究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也弥补了长久以来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文化时认知的先天不足或者说片面。西方学者这种认知上的不足既源自爱德华?萨义德早已批评过的自我中心、先入为主、居高临下的任性的“东方主义”，也源自田野调查的局限和因对异文化的陌生而生发的对田野知识细腻把握的偏差。
2005年，康笑菲在博士学位论文《边缘的权力：晚期中华帝国的胡仙敬拜》基础上修订成书的《胡仙敬拜：帝国晚期和现代中国的权力、性别与民众宗教》也是这一“两栖族类”研究中的佼佼者。2009年，该书由姚政志翻译成中文，定名为《狐仙》在台北博雅书屋出版。2011年，浙江大学出版社获得博雅书屋的授权，在大陆出版发行简体字版本，书名更替为平白却诱人的《说狐》，并忝列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