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展开,着重阐述了情报的实用技巧——情报如何搜集和处理,以及形成的结果怎样为制定国家政策服务。具体而言,全书探讨了如下问题:
?情报技术的起源与发展,情报在战争中的运用;
?情报搜集的各种来源,情报搜集的实用技巧;
?情报传递过程中的种种常见障碍、挑战和克服手段;
?海量情报的处理,情报的合理与科学利用;
?情报人员的必备特质,情报团队的协作;
?反情报工作如何开展,巧妙瓦解对方情报网;
?情报机构与行政脑和立法机关的关系;
?情报对国家安全的作用,泄密事件的威胁与科学防范;
?怎样招募间谍并安插到他国,如何使用敌国叛逃人员;
?世界知名情报机构、经典间谍人物、二战情报战等;
……
本书是“间谍大师”、中情局任期局长、美国现代情报系统杜勒斯的收官之作,入选中情局“情报官书架”图书,是各种情报类书单的图书。凭借美国战略情报局与中情局的任职优势,他娴熟地将情报学知识、亲身经历和各种间谍事件与趣闻轶事有机融为一体,具备极高的可读性。
目录
目??录
前言? 我的个人成长经历
第一章 情报和间谍的历史
的情报案例与技术
间谍活动与社会演变
情报机构的发展
第二章 美国情报机构的发展史
早期的情报活动
情报机构的设置
中央情报局的建立
第三章 美国情报工作的要求?
保守秘密
发出预警
第四章 情报搜集的任务?
公开搜集
秘密搜集
第五章 情报搜集——内情揭秘?
监听
代码与密码
第六章 规划与指导?
情报工作的规划和部署
指示与管理
第七章 劲敌——共产党情报机构
苏联安全机构的演变
欧洲卫星国与红色中国的情报机构
苏联情报官员
苏联人的手段——合法的与非法的
对党派的利用
圈套
苏联间谍活动形式的变化
第八章 反情报?
反间谍活动的目标
双面间谍
监视
反情报活动的技术手段
第九章 提供信息的志愿者?
吸引志愿者
志愿者的有效使用
第十章 迷惑对手
欺骗策略的使用
干扰敌人
第十一章 怎样利用情报
情报的分类和处理
预测、分析与评估
第十二章 情报人员
美国情报人员
特工
第十三章 谎言、事故和离间者
谎言
事故
离间者
第十四章 情报在冷战时期的角色
共产党人的情报战
我们的应对措施
第十五章 自由国家的安全
损害国家安全的泄密行为
向英国人借鉴
美国的保密工作
第十六章 情报机构与我们的自由
中情局的运作机制
情报机构保护自由的职责
参考文献
英汉术语对照?
摘要与插图
前言 我的个人成长经历我很早就开始对世界知识有兴趣,事实上,这兴趣始自于我的童年时代。我听着祖父的航海故事长大,他在131天的航行中乘坐一只帆船从波士顿到印度的马德拉斯,去那里做传教士。他差一点就因海难而死于航行途中。在我的少年时期,我经常和我的外祖父一起住在华盛顿。我的外祖父约翰?沃森?福斯特(John W. Foster)于1892年任哈里森总统的国务卿。内战结束之后,他晋升为将军,后来曾作为美国公使去墨西哥、俄国以及西班牙工作。我母亲的青少年时期基本上便是在这几个国家的都度过的,而我父亲曾在国外留过学。他们热议世界大事,我就在那样的家庭氛围中长大。
我的回忆与西班牙战争和布尔战争 有关。1901年,那时我8岁,我是外祖父和他女婿罗伯特?兰辛(Robert Lansing)的热心听众,当时后者即将成为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的国务卿,他们激烈地讨论着英国人与布尔人各自的情况。我便写下自己的观点,当时年少不知天高地厚,拼写甚至有错误。这些东西被我的长辈们发现之后印制成小册子,它成了华盛顿地区的“书”。我的态度更倾向于弱势的一方。
1914年,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几个月从大学毕业,和大家一样,对即将发生的重大事件懵懂无知。我设法在世界各地看看,先是在印度、然后在中国教书,同时在远东做广泛旅行。1915年我返回美国,在美国加入一战的前一年,我成为外交部门的一员。
其后十年,我在许多富有吸引力的工作岗位上待过。1916至1917年间,我在奥地利目睹哈布斯堡(Hapsburg)王权开始崩溃的端倪;接着是在瑞士,当时尚处于战争时期,我的工作是搜集德国、奥匈帝国、巴尔干的后方情报。我实际上是一名情报官员而非外交官。1919年,我被派去参加巴黎和会,会议主题是《凡尔赛条约》的谈判。我参与讨论了新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线问题、中欧和平协议,我们在会上还讨论了如何解决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Bolshevik Revolution)带给西方世界的难题。会议结束之后,1920年在柏林开启第一次战后任务的人当中就有我。结束君士坦丁堡的一次公务之旅以后,我在国务院近东分部(Near East Division of the State Department)的主管岗位上工作了四年。
到1926年,我对世界的好奇心虽然并未磨灭,却为阮囊羞涩所苦,我便到家兄担任合伙人的纽约法律事务所做起法律相关的工作。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这期间我又回到政府工作,法律事务所的差事因此中断。我当时作为美国代表团的法律顾问,参加了联盟关于限制军备的会议。因为这份工作的关系,我见到了希特勒、墨索里尼、李维诺夫(Litvinov)以及英国、法国的人物。
我和我的兄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并不只是在法律事务的工作中才有密切合作。虽然他比我年长五岁,我们少年时期许多时光却是一起度过的。20世纪第一个十年里,只要时间允许,每年夏天哥哥福斯特?杜勒斯便与我在乡下住处聚,地点就在安大略湖东南岸边的亨德森港口。世纪之交以前,外祖父沃森?福斯特就开始在亨德森港口办家庭营会,部分原因是他相当喜好垂钓黑鲈鱼(我哥哥和我对这一特征都有所继承)。不久,我父母亲带着孩子们来与外祖父团聚,我哥哥是五个孩子里面的。老福斯特先生的女婿罗伯特?兰辛与我的阿姨埃莉诺?福斯特?兰辛也都会过来,这样子三代人都到齐了。
在这种欢欣的氛围中,我们不仅沉迷于垂钓、帆船以及网球,也热衷于对我们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长时间讨论。讨论者当中包括前国务卿以及一位将在1915年之后上任的国务卿,由于他们的加入,这些讨论自然变得具有一定的分量与性。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