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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关着门的台湾”到“打开门的台湾”
钢笔或汽水瓶都有可能是炸弹
调侃“军民同胞们”的《大力水手》
很多人都成了马克思的亲戚
地方选举舞弊
扫地的校工
从“关着门的台湾”到“打开门的台湾”
钢笔或汽水瓶都有可能是炸弹
调侃“军民同胞们”的《大力水手》
很多人都成了马克思的亲戚
地方选举舞弊
扫地的校工成为“国民大会代表”
神明证明你拿了我的钱……
代夫出征说“老娘我”
“艋舺”那时还没有“太子帮”
民 × 党到民进党
“嘉年华”般的街头运动
采访大陆及开放大陆探亲
“山中传奇”和“植物人”代表
“要游行可以，只要不妨碍交通”
农民到街头“打游击”
20世纪80年代，大家开始有钱了
“国会”改选，李登辉读《圣经》寻求力量
跟大拜拜一样的“国是会议”
“二条一”：让人无可奈何的叛乱条例
在 KTV 不能通宵 K 歌？
摆平非主流派，李登辉好手段
地下电台与“全民出租车”
政治流行语 ：有那么严重吗？
蒋氏家族
蒋介石是“龟精”转世？
“我敬的人”和“我的志愿”
生命的意义 ：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
“蒋公铜像”：戒严年代的公共艺术
“勿忘在莒”变成“勿望再举”
蒋经国的“微服私访”：一袭夹克走天下
简朴之风——“梅花餐”
琼瑶剧里出现蒋经国的脸
核武器被美国人没收
部下兵变，连累蒋纬国不升官
喜欢乱来的蒋孝文
“江南案”影响蒋孝武的一生
蒋孝勇1996年回浙江奉化
蒋经国那两个温和的私生子
族群
把自己的另一半称为“牵手”
“台湾钱，淹脚目”
“林投姐”和“周成过台湾”的传说
番薯、水牛、闽南人
二十五淑女墓
49年“国军”入台 ：一个打酱油都会改变命运的时代
眷村 ：没有血缘的家人
眷村饮食，有你吃过的牛肉面和永和豆浆
《宝岛一村》的乌托邦
荣民 ：从部队到工程队
过了适婚年龄的“老芋仔”
“我想跟我娘抱抱”激发了开放大陆探亲
是“本地人”，也是“台湾人”
澎湖案 ：校长和部分学生被枪决
“相对剥夺感”与“彼此适应”
老荣民的凄凉晚年
“吴凤故事”的巨大影响力
“汤英伸案”让台湾重视少数民族问题
有没有真正理解少数民族？
什么？他居然是客家人？
从康熙年间说起
说说天地会的故事 ：林爽文起义
为赢选举，争说自己是客家人
台湾过去的政治教育
汉语普及与“党化教育”
中小学考试都考“反攻大业”
上了中学，你就是“准军人”
课本上关于“蒋总统”的种种“事迹”
学校老师常用批判态度教“三民主义”
匪夷所思的地理课题
“太原五百完人”
《南海血书》的创作真相
金门与马祖
当兵的都不想抽到“金马奖”
在金、马当兵的“水鬼”传说
“蒋公”夜会“无头部队”
与“水鬼”换烟
金门的酒、福利和广播站
禁歌与禁书
从“保卫大台湾”到“包围打台湾”
“东洋味”与“苦酒满杯”
台湾没有野花 台湾没有鸡
被改歌词的民歌与“禁歌”
从读书会到私藏禁书
我们叫巴金为“巴克”
小孩帮大人买“党外杂志”
摘要与插图
钢笔或汽水瓶都有可能是炸弹1987年以前，台湾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经历了长达38年的戒严时期，可谓“世界之最”。这个戒严令正式的名称叫《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布告戒字第壹号》，简称台湾省戒严令。
这是因为1949年，国共内战末期，国军一日转进三千里，共军追赶不及，最后转到台湾来。台湾就这样成为“复兴基地”“反共堡垒”，两岸开始进入长期对峙状态。
在台湾颁布这个戒严令，等于宣布台湾这个小岛也处于如战争般的紧急状态。另一方面，这个效力超过宪法之上的“戒严令”，也成为国民政府统治台湾的重要法律基础。
常常与戒严令被同时提起的还有《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这部在1948年公布的宪法临时条款，被蒋介石认为是一部“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共匪叛乱”的动员令，全中国进入了“动员戡乱时期”。
以国民党统治者的立场，《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效力在宪法之上，再加上戒严令有许多模糊而又特殊的地方，等于也为他们的许多统治手段开了方便大门。
“戒严令”与《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就好像两尊门神，一左一右，紧紧保护着国民党政权免于任何被颠覆的可能性。
在戒严的几十年里，台湾的民众习惯于一种说法——“乱世用重典”，所以也很少去思考戒严是不是真的有必要。“政府”会说“这个戒严是对付敌人的，不是对付同胞的”“就像金属探测器只会对金属起反应，桃木剑只会让妖精头痛一样，如果不是敌人，戒严令就影响不了他”。这种说法看起来似乎没什么错，而且其实，几十年来，一般百姓的日子该怎么过就怎么过，照理说，戒严令应该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反攻大陆”是戒严早期最神圣不可动摇的任务，一切为“反攻”做准备，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无所不在的标语口号，不仅在墙上可以看到，就连信封、电影票、火车票、烟盒、喜帖，甚至连儿童的玩具上都可以看到如“光复大陆国土，解救大陆苦难同胞”的字样。社会各个领域都感染了这种紧张的气氛，许多公职机关单位还会办各种演习，男员工晚上要值夜班到各处轮流巡守，需要拿着手电筒到单位各处巡察，如果被安全人员渗透进来，贴上代表炸弹的有色纸条还没察觉，就要倒大霉了，年底考绩扣分。学校老师也会告诉小朋友说，路上如果看到钢笔或汽水瓶不要乱捡，那可能是炸弹……在社会上，当时处处强调：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不过很少有人真正看过“匪谍”的样子，对于“匪谍”的印象，都来自各种画得阴森恐怖、恶毒狡猾的漫画海报，好像“匪谍”随时会出现。这种宣传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至于我小时候每次做噩梦梦到坏人，那个形象都是“匪谍”的形象。
问题就在于，国民党当局总是在四处找敌人，纵容情治单位机关鹰犬介入所有人民的活动。对“敌人”的认定标准从宽，宁可错杀一百也不放过一个，这种肃杀的气氛无形中就给民众一些压力。
台湾人现在会称那段时期为白色恐怖时期，不管你是本省人还是外省人，在那个时代，一不小心，有意或无意，都会被卷入那种恐怖的旋涡当中。
在台湾，白色恐怖始于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这原本是一次查缉私烟的行动，却意外地引爆了本省人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接下来则是一连串恐怖的肃杀及清乡事件，这也让许多台湾本省人就此闭口不谈政治，好长一段时间对政治冷感。
所以，在这几十年间，台湾的政治基本是稳定的（因为也没人敢自找麻烦），社会经济发展归发展，现在看来却是一种很畸形的发展。明明没有战争，但在长期的“戒严令”统治下，大家都避免去想那些越想自己就越觉得可怕的事，只一心想去赚钱，赚了钱又可以过上好日子，吃喝玩乐。在这种情况下，大脑活动好像都停止了一样。当然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思想活动啦！因为大家都很习惯去接受官方的思想，民间的思想活动一脱离官方思想的标准，就会被指说“有偏差”“不稳定”之类的，只要一被扣上这个大帽子，情治单位就像神
创造天地一样，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被有关部门请去“配合调查”，简直就是吃不完兜着走。电影《风声》里，周迅被逼供时用的粗麻绳，可不是麦家老师的变态创意，在《柏杨回忆录》里就有这么一段触目惊心的文字：
后来，审问官又多了一位年纪较长的李尊贤先生，集中焦点盘问我被俘的经过。刘展华对我不肯承认被俘，十分震怒，我可以从他脸上看出来他即将爆炸。这时，我被安排睡在临时摆在角落的一张行军床上。我还不知道就在这间审讯室里，三四个月前的一个夜晚，调查局把《新生报》的一位女记者，连当时严家淦先生都称呼她为“沈大姐”的沈源嫜女士，全身剥光，在房子对角拉上一根粗大的麻绳，架着她骑在上面，走来走去。沈源嫜哀号和求救，连厨房的厨子都落下眼泪。那是一个自有报业史以来，女记者受到的最大羞辱和痛苦。当她走到第三趟，鲜血顺着大腿直流的时候，唯一剩下来的声音就是：“我说实话，我招供，我说实话，我招供……”
她要求调查员们把她放下来并暂时离开，允许她自己穿上衣服。调查员离开后，沈源嫜知道更苦的刑罚还在后面，她招供不出她从没有做过的事，于是迅速拴上房门，解下绳子，就在墙角上吊身亡。这个20世纪60年代的著名记者，除了留下若干有价值的采访文稿外，最后留下来的是一双几乎爆出来的眼睛和半突出的舌头。她后来的罪名是“畏罪自杀”，“调查局”“仁慈”地为她修筑了一座矮坟。
所以当年台湾有一句名言：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警总。当年的“有关部门”，以“警总”为代表，“警总”就是“警备总司令部”，又是一个模糊法令下的产物，在过去是个人人闻之色变的机构。这个“警总”业务包山包海，什么都想管也什么都能管，甚至可以指挥军警，集党、政、军、情、特于一身，反正就是国民党在政治侦防方面的爪牙、白色恐怖的打手，对于国民党而言，简直就是太好用了。
话说当年陶喆他老爸陶大伟也曾被“有关单位”抓去过，原来陶大伟年轻的时候也是个愤青，性格很摇很滚，爱搞乐团。而他的父亲呢，也就是陶喆的祖父陶一珊，这位军统出身的将军在“警总”里当司令。陶爸爸怎么看都觉得这个儿子太不像话了，在那个时代搞乐团简直就是离经叛道。有一天，陶爸爸的理智终于“啪”的一声断弦，派了一大群“宪警”冲进陶大伟的演唱会场，连人带乐器一起架到警总里“跟司令喝茶”。
唉，“警总”业务包山包海，就连家庭失和都能当作秘密武器来用，真是妙用无穷，更别提如何用它来打击异己了。对于老百姓来说真是苦哈哈，虽然日子是一天天在过，守自己的本分，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做了一件自己都不知道的错事，就被“警总”请去“喝茶”。
这个能不能做，那个能不能想，在说话和行动之前都要在心里先自我审查一番，就好像“警总”在心中也有一个分部一样。
戒严时期，“警总”蟹行，任何行动言论都可以在“国家安全”的大前提下加以限制监管，那是一个话不能乱说，字不能乱写，歌不能乱唱，舞不能乱跳；甚至头发也不能留长，报禁、发禁（学生必须留西瓜头）、党禁，样样都禁，充满禁忌的年代。你可以想象中国人是怎么教小孩的，国民党就是怎么管台湾的，不要吵、不要闹，乖乖的不一定有糖吃，不乖就打屁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