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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中共是如何建构自己历史的？
中共建党、大革命、土地革命、长征、延安整风、七大、三年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反右、大跃进、、粉碎四人帮、十一届三中全会、八九……
这本书详细记录了一部党史诞生的过程。大到重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如何评价和定性，小到一字一词如何使用的斟酌——一次次的讨论，整个过程都收录其中。另外还有主要参与者的日记，以及本书作者所作的旁注等。
我们将看到杨尚昆、胡乔木、胡绳、、邓力群等先生为党史书写提出的各自观点性的意见。我们也将知道，原来我们往日所熟习的党史观点是这样成形的，具体而微。 “他们讲话时，大多只有四五个人在场，并不是准备发表的。由于长期的职业习惯和训练，我对他们的讲话始终作了详细的记录。”——金冲及
名人：
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出版20余年后的今天，由这本书的主要执笔人金冲及先生根据当年笔记记录整理出版的《一部书的历史》，披露了在这本书的编写过程中，胡乔木和胡绳对于编写方针、史实叙说、历史评价、史著写法、史料运用等方面的谈话大要，不仅使我们了解到这本书出版前后的编写秘辛，更好地理解这本书的价值所在，而且对一般性的历史研究也颇具意义。可以说，这些谈话提出并回答的有关中共党史研究的问题，也可以被非中共党史的历史研究者转换为自身研究所应面对的问题，或者说，可以有这样的提问：我们今天如何写历史？
——中国社科院近史所副所长汪朝光
《一本书的历史》既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写作的历史，也是兼具政治和学术双重身份的党内高层对这段历史真实认知的心声。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是中共党内的高水平书写，那么金冲及记录下的二胡谈话，应该就是当时两个组织者智慧和学识动的展现，这些经常于瞬间闪现的灵光，出自两个聪明绝顶的大脑，即便在20多年后读来，仍然让人兴味盎然。《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出版已经20多年了，整理者金冲及先生当时还当盛年，如今也已年至耄耋。金先生在前言中两次提到，这些话是胡乔木、胡绳20多年前说的，有当时的历史背景，希望不至引起误解。我想，这正是历史的精髓。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背景，面对着自己的问题，他人无法越俎代庖，也不必为之强行背书，同情、理解是后人对前人的尊重，批判亦然。20多年过去了，读两位胡先生的谈话，的确还是能从中体认到人类智慧的光芒。
——中国社科院研究院黄道炫
摘要与插图
三 上玉泉山修改初稿（上）
《七十年》编写大纲初步拟出后，并没有在这方面花很长时间，就由中央党史研究室人员分别执笔撰写初稿，我也被胡乔木指定参加这项工作。执笔者是：沙健孙（第一、五章）、金冲及（第二、三章）、王秀鑫（第四章）、戴鹿鸣（第六章）、周承恩（第七章）、席宣（第八章）、郭德宏（第九章）。初稿的撰写，实际上由执笔者自己作主，并没有受原拟编写大纲多少约束。写得也比较快，大约花了两个多月。
9月间，胡乔木的病况已经确诊。10月30日，胡绳日记中第一次提到“七十年”，他已开始准备接手这项工作，并着手看已写出的部分初稿。
11月9日，胡绳日记中写道：“约金冲及、沙健孙来谈。谈了对《七十年》中的三章的意见，谈话近三小时，甚累。下午充分休息。”12月6日的日记写道：“（王）忍之处来电同意龚育之参加党史工作，即告沙（健孙）、郑（惠）。”沙健孙、郑惠那时是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我时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王忍之是中央宣传部部长，龚育之是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龚育之在《送别归来琐忆》中回忆道：“是胡绳通过那时我所在的单位中央宣传部的领导要求我参加的，说是因为我参加过建国以来历史决议的起草，要我帮助他修改这部党史建国以后的部分。”“我说，我还要看许多原始材料（别人的研究和编著的成果），恐怕时间来不及。后来决定由我负责建国后17年那两章。”
下面是胡绳11月9日同我和沙健孙所谈对第一、二、八章初稿意见的记录。
胡绳：写《七十年》，我有点力不从心。总体上是一本书，要有人通盘修订。第一步，先将民主革命时期写出来。我还是当总编辑，但我时间少，精力也不成。现在已经有了稿子，如何修改得稍好一些？
先说第一章。
第一章再改写一下。我是编辑出身，总爱算字数。以后每一节都要注明字数。还有分节，有的可以是长节，有的可以是短节。重写是不可能的，就再改一遍。先，开头怎么写？是第一节到底写什么？现在的事实材料太多，又好像太细，从林则徐、魏源、洪秀全等等讲下来（注：初稿从近代史开端写起）。对辛亥革命是什么性质没有说到，只讲学资本主义没有学成功。应该以论述为主，事实减少，篇幅减少点，问题要更集中，不一定什么都写，像历次战争呀、向西方学习的经过，不必都那么详细地讲。后来从向西方学习转向俄国学习，不要这样提。这是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来的。他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写的。严格地讲，向西方学习就是向资本主义学习。为什么向西方学习转成向俄国学习，强调这个事情，有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就是 1948 年中国革命面临胜利时，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还是不放心。因此要强调这一点，这也是正确的。（注：指有些提法有当时的历史背景，是讲给苏联听的。当时，新中国正在筹备建国，斯大林对我们还不放心，害怕中国党变成南斯拉夫的铁托。）竭力说不是向西方学习，而是向社会主义学习，向苏联学习，这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需要这样强调。的文章在 1949 年7月发表，11月他就去苏联了。在苏联的两个多月，说是一肚子的气。刚刚成立了新中国，斯大林不是进行谈判，而是为他祝寿。半个月没有理。所以说他在苏联是开门三件事：吃饭、睡觉、拉屎。后来，他写了一个谈话稿，写好后，莫洛托夫来找他谈。斯大林本来说中苏已经有了一个条约（注：指1945年同国民党政府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时决定同新中国另订一个条约。所以，那时候强调过去是向西方学习，现在要向俄国学习。“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严格地讲，这语言不一定准确，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