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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在充分占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从思想演进和政治变动两个维度详细叙述了1935年至1945年间本书称之为“毛主义”的思想形成、发展，直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过程。
作者拓展了中共思想史的讨论，清晰地勾画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潮从到陈伯达，再到本人的渐进轨迹，从而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思想之间的渊源关系。
本书还通过描述与陈伯达在延安的人际互动与思想交流，充分展示出陈伯达在构建和宣传思想中的突出作用。
总之，作者认为：思想的崛起，既与中共内部政治、思想发展的走向相关，也受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影响；既是本人亲力亲为的结果，也是党内一部分知识分子擘划与宣传的产物。
目录
第一章 导言：探寻中国道路
陈伯达：成长时期
第二章 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1935-1937
民族主义与“民族形式”
陈伯达的“新启蒙运动”
的崛起
探寻“正确”理论
、陈伯达与马克思列宁主义
第三章 走向“神话”1937-1938
的“中国化”哲学
陈伯达在毛派阵营中的崛起
、陈伯达与“神话”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8
陈伯达与中国文化的“中国化”
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陈伯达、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第五章 先知的崛起1939-1940
陈伯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努力
学习著作的运动
的“新民主主义”理论
第六章 挑战与回应1940-1941
挑战的
叶青攻击
陈伯达与王实味的争论
整风运动的前奏
第七章 毛派的整党1942
在党内的支配地位
整风运动的高潮
崇拜的出现？
第八章 “思想”的胜利
国民党的思想进攻
“思想”的诞生
对及其思想的崇拜
陈伯达批判《中国之命运》
第九章 中共党史的重构1943-1944
学习党史运动
陈伯达和神话
早年的“布尔塞维克主义”
的“革命智慧”
第十章 胜利的大会1945
陈伯达与党史决议
化身圣人
第十一章 结论与后记
结论
后记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摘要与插图
瓦窑堡会议对于的崛起至关重要，因为它扭转了局势，使留苏学生直接陷入被动防御的地位。从此，党内不再有不知疲倦地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人，面对他们自己所犯下的“左”倾严重罪过，他们现在不得不将精力用于转移指责。瓦窑堡会议之后，在中共党内日益增长的威望也反映在埃德加·斯诺（EdgarSnow）的评论中。斯诺是一名美国记者，1936年7月曾采访过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在小城保安与共产党人待过一段时间之后，斯诺报道说，在与各种各样的人交往的过程中，“我从未碰到过一个不喜欢‘'——每个人都这样叫他——或不敬仰他的人。他个人在运动中的作用，显然是很大的”。斯诺进一步宣称:“在中国共产党势力范围内的影响大概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大。”不过，虽占据了统治地位，但斯诺还是评论说，这里“没有——至少现在还没 有——在他身上搞英雄崇拜的一套。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口中老是念叨着‘我们的伟大'”。
1936年的几个月，对于和中国共产党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他们见证了一股不可小视的力量——的毁灭，同时也见证了党的合法化，这是那年12月西安事变的一项成果，当时蒋介石被迫同意与中共建立新的统一战线。这两大事件都进一步巩固了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并为他成为与蒋介石直接竞争的、名副其实的全国性人物提供了机会。尤其是延安根据地的合法化，更为作为党的领导人的地位增加了新的光辉。
和陈伯达显然拥有很多共同之处，这使得他们可以建立起牢固的关系。在一个注重籍贯的国度里，和陈伯达都是典型的南方人，来自湖南，陈伯达来自福建。他们两人都出生于农民家庭，只不过家比陈伯达家更加殷实一些。尽管两人的根都在南方的农村，但他们都不是传统的模具浇铸出来的;他们出生在一个变化而动荡的时代，并热情拥抱来自西方的“新学”，尤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两人的教育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相似的，因为他们都是师范学院或教师培训学校的毕业生。的正规教育就止步于这个层次，而陈伯达则继续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了三年。早年在长沙有过断断续续的办小学教育和成人教育的经历，陈伯达则成为北平中国大学一名讲授中国哲学的教师。
这种教育经历的对比突出了他们两人之间重要的差别。毋庸置疑，陈伯达比更加理智和学究，更加重视纯粹的学术研究。与陈伯达相比，更像一位实干家，他只在学术问题成为紧迫
的政治关注点时才会重视学术。在后来的岁月里，这种思维取向的不同显然成为两人严重紧张的根源，但在他们紧密合作的时期，这似乎又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他们之间那种“共生关系”的基础。可以依靠陈伯达的理论才能，而无须担心他会在政治上构成威胁。当作为理论家和政治领导人的陈伯达凭借自己的才华在党内崛起时，的这种认识为其提供了他所需要的安全。除了这些表面的相似与互补之外，还有更多的因素为和陈伯达如此长久的关系奠定了基础。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纽带是革命精神，即对于中国和革命的情感立场与理智态度的相近。毫无疑问，和陈伯达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都致力于推翻军阀和帝国主义，实现中国的统一和解放。此外，他们基本上都是从民粹主义的观点来看待统一和解放的;他们都相信对平民大众的基层动员（他们都来自平民百姓），而不相信农村地主或城市资产阶级的领导。这种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情感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如何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作用。民族主义的当务之急是要求国外的理论必须反映中国人民的历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