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道教与世俗礼仪互动研究

内容简介

礼占据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位置，道教对中古以降的中国亦有极深的影响。故而，礼与道教之间的互动是考察中国文明建构与演变的重要线索之一。《唐宋道教与世俗礼仪互动研究》力图通过若干个案，探究唐宋时期道教与世俗礼仪互动的历史细部，希望从中能看到主流意识形态如何看待、作用、体现于与之相异的人群、领域及思维；也希望能一窥特殊或一般的人群如何在身份制社会里如何努力展开自己的超越性思维，寻找自己的理想并将之尽可能地扩展到本身之外；更希望从一个侧面呈现世俗礼仪、宗教、信仰、法律诸文明要素在唐宋社会与文化持续演进过程中波澜壮阔的整合之路。

目录

引子
第一章 宋代国家的礼制宫观：道教与国家礼制互动的空间
第一节 晚唐两宋的十神太一信仰与国家礼仪
第二节 玉清昭应宫与宋代礼仪
第三节 南宋临安璇玑观的殿廊神像与礼仪
第二章 道教徒的身份定位与礼仪调适
第一节 中古道教事师之礼与事俗之礼窥略
第二节 《唐律疏议》所见世俗礼制对道观的规整
第三节 《赵思礼常阳天尊造像》所见山西景云观道士的等级结构——兼论晋唐天师道的变迁
第三章 图像与形象：道教与世俗礼制的隐性对话
第一节 文献所载唐宋时代“朝元图”考略
第二节 传武宗元《朝元仙仗图》主神组合考释——兼论其与唐宋道观殿堂壁画的关联
第三节 《三才定位图》考论
第四节 唐宋世俗人士穿着道服考
总结
参考文献
后记

摘要与插图

文作于唐宪宗元和元年（806）正月，且在二十三日之前，五福楼也建于此前。为什么刘辟要在此时大张旗鼓建五福楼呢？
　　除了因为五福太一所临分野“无兵革、疾疫、饥荒、水旱之灾”，对本地是吉兆之外，还和当时的政治形势紧密相关。
　　如所周知，西川对唐王朝具有重要的意义。且不论唐玄宗、唐僖宗在被逼无奈时均选择幸蜀。建中四年（783），唐德宗被逼逃出长安，张延赏在西川“贡奉供亿，颇竭忠力焉”。“驾在梁州，倚剑南蜀州为根本。”德宗回到长安的次年（贞元元年，785年）便征张延赏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虽因其与李晟不和而改授左仆射①，足见西川及其长官在朝廷中受重视的程度。代张延赏为剑南西川节度使者则是在德宗被逼出长安时竭忠王室的韦皋，韦皋镇蜀二十一年，直至永贞元年（805）八月死在任上，本传称韦皋“其从事累官稍崇者，则奏为属郡刺史，或又署在府幕，多不令还朝”，可以说韦皋时代的西川虽然听命于中央，但是其地方官吏和韦皋的幕僚却几乎都成了韦皋的私人，韦皋去世，行军司马刘辟自称西川节度留后，率成都将校上表请降节钺，朝廷不许，除刘辟给事中，便令赴阙，刘辟不奉诏，唐宪宗初即位，“以无事息人为务”，遂授刘辟检校工部尚书，充剑南西川节度使，而刘辟“益凶悖，出不臣之言，而求都统三川”，还“举兵围梓州”，遂有元和元年（806）正月高崇文等人帅兵伐蜀，并于九月活捉刘辟，押送长安，宪宗质问他为何反叛时，刘辟自辩说：“臣不敢反，五院子弟为恶，臣不能制。”②可见，经过韦皋二十一年的经营，在西川形成了一批既得利益者，刘辟就是他们的代表和代言人，西川地方人士的地方主体意识得到了大大的加强。
　　刘辟在元和元年（806）高崇文伐蜀前夕公然为五福太一在蜀而建楼，对刘辟而言，是为了安抚和凝聚本地人心，证明和表达自己控制蜀地的正统性，进一步加强蜀人对自己的认同；对国家而言，刘辟此举无疑是对中央政府的蔑视与挑衅。刘辟建五福楼事件是西川地方主体意识增强在信仰和仪式上的一种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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