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业乌托邦

内容简介

《后工业乌托邦》对后工业社会左翼阐释者的理论思想和政治方案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深入考察了他们所支持的新社会关系和制度的可行性，内容涵盖了失业、社会福利、生态危机、后现代犬儒主义、技术官僚、军国主义等诸多问题。作者不仅对困扰当代理论家和行动者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清晰解读，而且对后工业乌托邦思想进行了批判性评价，并基于对当下政治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视角，给出了一系列社会政治领域可能的替代性选择。

摘要与插图

中文版序
自从《后工业乌托邦人》初版于1987年在英国和美国面世以来，25个春秋已经悄然逝去。该书在上一直广受欢迎，并且自1978年以来已在欧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中被译成多种文字单行出版。如今，我十分高兴的是，中国读者将有机会接触关于后工业社会的争论。虽然世界上许多事情已经今非昔比，但是正如我在20世纪80年代为它们著书立言时一样，这本书中所分析的大部分议题在今天依然具有重大意义。由于中国读者对于有关后工业社会的早期争论并不熟悉，所以我就有必要简要说明后工业理论的历史背景、以及我和许多其他社会分析家为何曾对这种后工业主义的新现象分析情有独钟。
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诸如马克思（Marx）、韦伯（Weber）、涂尔干（Durkheim）或者齐美尔（Simmel）这样的古典社会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就沉浸在为阐释资本主义和现代城市社会的起源而著书立说之中。尽管在资本主义社会如何运行的问题上，他们的理论和解释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已经全都亲身经历了一段欧洲历史时期，该时期见证了社会的转型，迄今为止，这些社会的主要基础一直是农业、乡村生活、贵族或者乡绅以及强大的传统宗教制度和诸如君主制之类的政治制度。资本主义并非仅仅是一种经济制度。与前资本主义的农业社会相比，新兴工业社会不仅是城市化的，而且拥有新的法律、文化、政治和社会结构。在资本主义生产兴起的过程中，传统的社会关系遭受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商贸所催生的新价值观和实践的洗礼，它们不是被大浪淘尽，就是要吐故纳新。一旦新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和实践已经发展起来，并取得支配地位，那么任何制度（无论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还是社会的）都无法抱残守缺。
资本主义工业化在西欧、北美以及澳大利亚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之后，到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新一代社会-经济理论家再一次面临着重大经济、社会以及技术的变迁所带来的挑战。他们开始围绕着如下问题展开辩论：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现今是否正在迈入一种新的历史转型阶段？这些根本性变迁的后果将会是什么？与从前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早期历史时代不同，当代“西方”社会如今是否正朝向后工业社会发展？如果是的话，那么这些后工业社会的特征将会是什么？它们将会继续是资本主义式的吗？抑或，它们将会变成社会主义社会或者一种以环境可持续性为基础的新型社会吗？
我一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多所大学中从事研究和工作，随后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参加过举办于美国和西欧的许多大学的学术沙龙和专题研讨会。我所发表的作品已经涵盖了社会理论、有关国家理论和当代文化方面的争论以及政治经济学领域。所有这些领域始终是与有关后工业社会的新争论相互重叠的。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早期工业化过程相比，资本主义社会自1945年以来的发展有何不同？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迟早变得必要，依据在于某人到底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一名保守主义者或一名自由主义者、一名环保主义者，还是一名研究新技术、官僚组织或家庭和文化生活的分析家。例如，如果“西方”国家（到20世纪70年代）中的大部分民众不再在工厂中工作，而是目前就职于服务行业、行政管理以及其他领域；那么人们仍然能够把这些国家称为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吗？抑或它们还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秩序？如果主要的“西方”社会正在将它们的海外工厂转移到非“西方”国家，而增加它们对生活消费品的消费和休闲娱乐的活动；那么这些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将会如何对家庭生活、环境资源以及 “左翼”和“右翼”之间的旧式政治冲突产生影响呢？“西方”国家中的政治仍然将会由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来支配吗？抑或服务经济中的非工业性就业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