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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长期以来，国内外有相当数量的学者在基辛格研究中已经形成一种思维定式，那就是将基辛格视作现实主义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并单纯以现实主义理论框架解读。但与此同时却鲜有学术文章论述或证明，为什么将基辛格外交思想视为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范式，其理论硬核是物质本体论，由物质本体论又衍生出了现实主义的几个前提假说，其中的是单一国家假说和理性国家假说。本书以物质本体论与现实主义基本假说为参照物，检验基辛格外交思想是否符合现实主义的特征。
研究理论是为了指导实践。人类历大国的崛起往往伴随着冲突与战争。中国和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的两个重要国家，在共同发展中正面临着这一困境。从基辛格选择性双重本体论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在核武器与现代通讯的时代，人类社会的基本物质前提已经发生了变化，意志的力量有着的活动空间。如果说，既往大国交替的历史悲剧是限于物质性，那么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希望就在于发挥人类伟大意识的能动性。本书对基辛格外交思想的研究有助于为这一前景提供理论依据。
目录
免费在线读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意义
亨利·阿尔佛雷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所处的时代，在人类历是一个特殊的时代。科学的发展使这个时代的物质现实与之前的时代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基辛格外交思想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试图为这个时代的崭新的物质现实创造出合适的外交思想。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指出，科学和思想的进步实际上是范式（Paradigm）的替换过程,当旧的范式不能解释新的事实时,那些更有解释力的范式就取而代之。Thomas S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在人类发展上，科学的进步可以让人类拥有更多的物质能力，而思想的发展则帮助我们了解如何驾驭这些物质能力。但科学与思想并不总是同步发展的，现实情况是它们往往交替领先。在有些历史时期，人类思想的进步超越了科学的发展，于是人们苦于物质的匮乏；而在另一些时候，科学的进步超过了思想的发展，于是人们困于过剩物质力量带来的纷争。无论是科学落后还是思想落后，都会造成世界的动荡。比如印刷术导致的信息与知识的传播速度与广度的革命，“就导致了两个世纪的动荡岁月，因为人类的观念以及政治和宗教机构需要时间来吸收由此产生的变化”Henry Kissinger,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Towards A New Diplomacy for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Simon Schuster Inc,1970p327。在我们所处的人类历史的这个短暂片段上，科学取得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突破。爱因斯坦的量子力学理论，突破了牛顿的经典力学理论，科学的这一进步使人类进入了原子能次拥有了“过剩的能源”。从此，外交思想的核心不再是追求更多的物质力量，而是“如何巧妙审慎地利用它们”\[美\]亨利·基辛格：《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10页。。而与此同时，人类技术能力的另一个侧面——通讯技术，又将人类交换思想的物理障碍一一清除。基辛格认为：“我们处在一个知识和政治开始变革的时代，这种变革相比印刷术的发明，范围更广泛，演变更迅速”Henry Kissinger,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Towards A New Diplomacy for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Simon Schuster Inc,2001p328。旧的思想范式已不能解释原子能和现代通讯技术下新的社会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由于基本变量已经改变，无论是基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还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实的政治理论，这些发生在核武器与新通讯技术时代之前的理论对今天的政治的解释能力和借鉴意义都是有限的。于是，一系列新的思想和理论应运而生。基辛格所处的就是这样一个时代，他从一个外围的学者，得以走向战略决策的中心地带，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他以《核武器与外交政策》、《选择的必要》、《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等理论著作为基础，建立了一种基于核时代新的人类社会现实的外交思想。
但是，目前国内外有相当数量的学者将基辛格视作现实主义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与此同时却鲜有学术文章论述或证明为什么将基辛格外交思想视为现实主义。在这样的思维定式下，存在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用关系中的现实主义理论作为认知框架来理解基辛格的外交思想。这种认知方法一直面对着三个方面的困境：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意义
亨利·阿尔佛雷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
摘要与插图
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意义亨利·阿尔佛雷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所处的时代，在人类历是一个特殊的时代。科学的发展使这个时代的物质现实与之前的时代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基辛格外交思想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试图为这个时代的崭新的物质现实创造出合适的外交思想。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指出，科学和思想的进步实际上是范式（Paradigm）的替换过程,当旧的范式不能解释新的事实时,那些更有解释力的范式就取而代之。Thomas S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在人类发展上，科学的进步可以让人类拥有更多的物质能力，而思想的发展则帮助我们了解如何驾驭这些物质能力。但科学与思想并不总是同步发展的，现实情况是它们往往交替领先。在有些历史时期，人类思想的进步超越了科学的发展，于是人们苦于物质的匮乏；而在另一些时候，科学的进步超过了思想的发展，于是人们困于过剩物质力量带来的纷争。无论是科学落后还是思想落后，都会造成世界的动荡。比如印刷术导致的信息与知识的传播速度与广度的革命，“就导致了两个世纪的动荡岁月，因为人类的观念以及政治和宗教机构需要时间来吸收由此产生的变化”Henry Kissinger,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Towards A New Diplomacy for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Simon & Schuster Inc,1970p327。在我们所处的人类历史的这个短暂片段上，科学取得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突破。爱因斯坦的量子力学理论，突破了牛顿的经典力学理论，科学的这一进步使人类进入了原子能时代并第一次拥有了“过剩的能源”。从此，外交思想的核心不再是追求更多的物质力量，而是“如何巧妙审慎地利用它们”\[美\]亨利·基辛格：《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10页。。而与此同时，人类技术能力的另一个侧面——通讯技术，又将人类交换思想的物理障碍一一清除。基辛格认为：“我们处在一个知识和政治开始变革的时代，这种变革相比印刷术的发明，范围更广泛，演变更迅速”Henry Kissinger,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Towards A New Diplomacy for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Simon & Schuster Inc,2001p328。旧的思想范式已不能解释原子能和现代通讯技术下新的社会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由于基本变量已经改变，无论是基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还是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实的政治理论，这些发生在核武器与新通讯技术时代之前的理论对今天的政治的解释能力和借鉴意义都是有限的。于是，一系列新的思想和理论应运而生。基辛格所处的就是这样一个时代，他从一个外围的学者，得以走向战略决策的中心地带，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他以《核武器与外交政策》、《选择的必要》、《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等理论著作为基础，建立了一种基于核时代新的人类社会现实的外交思想。
但是，目前国内外有相当数量的学者将基辛格视作现实主义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与此同时却鲜有学术文章论述或证明为什么将基辛格外交思想视为现实主义。在这样的思维定式下，存在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用关系中的现实主义理论作为认知框架来理解基辛格的外交思想。这种认知方法一直面对着三个方面的困境：
第一，仅用关系理论作为基辛格外交思想的研究框架是否合适。基辛格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他是一位政治学者，他曾经担任哈佛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研讨班的组织者、《融合》（Confluence）季刊编辑（1952年）；1954年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历任讲师（1954年）、终身副教授（1959年）和终身教授（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