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民国文学史论》第一卷。
本卷主要通过对民国政治、法律、经济等因素的剖析挖掘揭示中国现代文学生存发展的国家历史情态。民国时期的经济政策、经济形态以及国家法制等的各种因素都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复杂影响，这些影响既有正面的、积极的，又有负面的、消极的，总之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现场，也是中国现代作家独立创作的社会氛围。借助这一视角，过去人们所熟悉的中国现代文学呈现出了“异样”的细节，令人耳目一新，这就是本书倡导的“新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价值，新的政治经济学的观察，让我们看到了与众不同的文学思潮、文学流派，还有种种意想不到的作品的意蕴和作家的精神世界。
目录
总序一：还原民国文学史/张中良/001
总序二：民国文学史，如何立论？/李怡/006
引论：民国文学机制与新的政治经济学视野/001
第一编 宪政、法制与民国文学
第一章 宪政理想与民国文学空间 / 007
一、“文学空间” / 007
二、宪政理想 / 008
三、矛盾中的空间拓展 / 010
第二章 《新青年》前期国家文化的建构与新文学的发生 / 016
一、国权思想向民权思想的转换 / 016
二、由“国”建人到以“人”建国 / 019
三、礼法分离中的国与人 / 028
四、国语统一性中的文学表意系统转换 / 035
第三章 民国宪政和法制下的左翼文学与右翼文学 / 042
一、民国历史文化语境中的“左”和右 / 042
二、民国宪政法制与左翼文学的发生 / 044
三、民国宪政法制与左翼文学的发展 / 047
四、左翼文学、右翼文学价值的评判应坚守民国法制原则 / 054
第四章 大后方“军绅”社会权力制衡下的文学活动空间 / 057
一、四川的情形 / 057
二、广西、云南的情形 / 062
第二编 民国经济状况与文学形态
第一章 现代文学研究的民国经济视野：有效性及其限度 / 069
一、经济与中国文学：历史的考察 / 069
二、“民国经济”视野：新方法论的有效性 / 071
三、“民国经济”视野：新方法论之“新”及其限度 / 077
第二章 民国生存语境的文学诠释与经济重构 / 082
一、“生之艰”的诠释与重构 / 082
二、悖论的形成与反思 / 084
三、重审民国生存语境 / 086
第三章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农村经济政策与小说叙述 / 089
一、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农村经济政策述略 / 089
二、茅盾、叶紫等左翼作家的小说叙述 / 092
三、在政策与文学之间 / 095
第四章 民国经济危机与30年代经济题材小说 / 098
一、民国经济危机与３０年代经济题材小说的兴起 / 099
二、共产党人、左翼文化团体对经济题材小说的指导与推动 / 102
三、都市与农村经济题材小说的政治化主题 / 109
第五章 抗战后期大后方戏剧运动的市场化趋势
一、市场热点的转换 / 116
二、促销策略的多样化 / 119
三、民营职业剧团的崛起 / 123
四、噱头的盛行 / 125
第六章 商业运作与民国通俗小说 / 128
一、民国通俗小说的及原因 / 128
二、商业运作与民国通俗小说的 / 130
三、商业运作带给民国通俗小说的利弊 / 135
第三编 著作权律、出版检查中的文学发展
第一章 搅乱文坛的法律——以《大清著作权律》为中心晚清
一、现代知识分子形成中的《大清著作权律》 / 142
二、现代文学市场形成中的《大清著作权律》 / 146
三、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大清著作权律》 / 148
第二章 民国时期版权保护与文学翻译自由的重要意义 / 151
一、 假如新文学没有翻译 / 151
二、 创作的时代？或翻译的时代？ / 157
三、 对译印之自由的辩护——法律之于翻译时代的重要意义 / 165
第三章 《玉梨魂》版权之争与中国近现代作家的身份转型
一、《玉梨魂》的创作、连载与出版 / 184
二、三方纠葛的《玉梨魂》版权之争 / 186
三、版权之争带来的身份转型 / 188
第四章 《生活》传媒系列应对出版审查的措施及生存智慧 / 193
一、应对出版审查举措 / 193
二、依托可靠的背景、拥有广泛的人际关系 / 200
三、经济独立是言论自由的基础 / 202
第五章 限制下的空间：抗战时期图书杂志审查制度 / 207
一、审查制度和抗战时期的出版 / 207
二、并非无法突破的图书审查制度 / 208
三、质疑和诟病中的制度 / 213
第四编 “经济意识”与“法制生存”
摘要与插图
总序二：民国文学史，如何立论？李怡
如果不算海峡对岸对“民国”概念的使用，“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已经超过15年了【
中国大陆的“民国文学”设想出现在1997年（陈福康），的理论倡导出现在21世纪初（张福贵）。】，先是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沉寂期，而后逐渐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今天，伴随着又一轮文学史写作的潮流的出现，人们对民国文学的研究也出现了两种期待，一是希望尽快见到一部《民国文学史》，似乎只有这样的通史架构才能显示民国文学研究的意义和成效，才能够与当前各种“现代文学史”版本相抗衡；二是深入展开各种题目的民国文学现象研究。
中国文化具有悠久漫长的“治史”传统，在一个宗教裁决权并没有获得普遍认可的国度，人们倾向于相信，通过历史框架的确立可以达到某种裁决与审判的高度，所谓“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
【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人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40页。】。王瑶先生《中国新文学史稿》初版于1951年，奠定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基础；唐弢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20世纪70年代末出版，集中代表了拨乱反正过渡时期的文学史观，无论是推重其稳健扎实还是诟病其保守落伍，都绕不开这三卷大著，甚至也部分激发了“重写文学史”的欲望；《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因为体现了新时期的现代文学视野，早已经成为中国高校及的文学史著作；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实践了他的“重写”理想，被视作代表性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论之一；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生动地体现了20世纪90年代以降学术研究的“历史化”取向，堪称经典之作；为了挖掘“文学之外”因素的文学史价值，吴福辉独撰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则有钱理群总主编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问世，这是为了展示那些为传统研究所忽略的文学生产、流通、接受及其他社会文化环节，从而丰富文学叙述的图景：“从广告出发，就意味着我们不仅关注文学的生产与流通，还关注文学创作的语境和接受，关注广告所揭示的典型文学现象，关注广告背后的文化活动、文学事件、文人生活和交往，包括文人之死……这些都是以往的文学史不涉及，也很难进入文学史叙述的，却恰恰成为我们的特点，并会有自己的独立发现。”【
钱理群总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总序》第3页。】今天，为了证明“民国社会历史框架”具有特殊的文学视野价值，势必应该编写一部扎实厚重的《民国文学史》。
但是，在我看来，文学史编写的工作显然重要却又不可操之过急，因为，今天所倡导的“民国文学研究”，并不仅仅是一个名称的改变（以“民国”替代“现代”），更重要的是一些研究视角和方法的调整：正视民国社会的特殊性，而不简单流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世界史”判断；发掘民国历史的若干细节，揭示中国现代文学生存发展的具体语境；解剖民国精神的性、民国文本的性，凸显而不是模糊这一段文学历史的“绝后”的形态。这样的研究，从大的历史框架的设立与理解到局部事件的认定和把握，乃至作为历史事件呈现的文本的阐释都与此前我们熟悉的一套方式——革命史话语、现代性话语——有所不同，如果只是抓住名称大做文章，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其结果必然很快陷入到业已成熟的那一套知识和语言中去，所谓“民国文学史”也就名不副实了。早在1994年，人民出版社就出版过《中国民国文学史》，这个奇特的书名——不是“中华民国文学史”而是“中国民国文学史”——显然反映出了当时的某种政治禁忌，因为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