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人间词话》是学术大师王国维的代表作，也是一百年来盛名的词话经典。《人间词话》诞生于新旧时代与中西学术之交，王国维用中国传统诗论的形式，传达西方美学的严密体系，使得这篇精妙的词话充满了美丽的陷阱。
苏缨将《人间词话》放进哲学、美学与时代的大坐标里，融入中国传统诗论及西方美学理论，参考有清一代的文学背景，从《诗经》到纳兰词，举凡数百诗词佳作，对六十四章词话依序解读。作者在当代审美视角的观照下，发前人所未见，细致入微，切中肯綮。
这是一部蔚为壮观的词的历史，有关词人的天机人世，有关词的演进兴衰。循着王国维的行迹，在这条时而婉转时而激荡的诗词之河漫溯，与心底一个个名字重逢，温庭筠、冯延巳、李煜、欧阳修、苏轼、秦观、辛弃疾、纳兰……无论帝王与浪子，伟丈夫与伤心人，只有词可以铭记他们的风雅与深情，倾听他们的旷放与忧伤。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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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词以境界为。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二］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必邻于理想故也。
［三］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
［四］
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
［五］
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
［六］
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七］
“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八］
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宝帘闲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
附记：性灵与学力
［九］
严沧浪《诗话》谓：“盛唐诸公[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附记：与暗合
［十］
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后世唯范文正之《渔家傲》、夏英公之《喜迁莺》，差足继武，然气象已不逮矣。
［十一］
张皋文谓飞卿之词“深美闳约”，余谓此四字唯冯正中足以当之。刘融斋谓飞卿“精艳[妙]绝人”，差近之耳。
［十二］
“画屏金鹧鸪”，飞卿语也，其词品似之。“弦上黄莺语”，端己语也，其词品亦似之。正中词品，若欲于其词句中求之，则“和泪试严妆”，殆近之欤？
［十三］
南唐中主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乃古今独赏其“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故知解人正不易得。
［十四］
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
［十五］
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周介存置诸温、韦之下，可谓颠倒黑白矣。
附记：帝王之泪与百姓之泪
［十六］
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
附记：周济的词
［十七］
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
［十八］
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十九］
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与中、后二主词皆在《花间》范围之外，宜《花间集》中不登其只字也。
［二十］
正中词除《鹊踏枝》《菩萨蛮》十数阕赫外，如《醉花间》之“高树鹊衔巢，斜月明寒草”，余谓韦苏州之“流萤度高阁”、孟襄阳之“疏雨滴梧桐”不能过也。
［二十一］
欧九《浣溪沙》词“绿杨楼外出秋千”。晁补之谓：只一“出”字，便后人所不能道。余谓：此本于正中《上行杯》词“柳外秋千出画墙”，但欧语尤工耳。
［二十二］
梅舜[圣]俞《苏幕遮》词：“落尽梨花春事[又]了。满地斜[
摘要与插图
（一）词以境界为。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1.
每一个文学评论家都会有自己标榜的美学趣味，或是性灵，或是兴趣，或是舂容大雅，或是雅人深致，每每成为文人或派别头上的标签。而为王国维所标榜的，就是“境界”。
作为美学概念，“境界”是指艺术品为我们营造出来的一种幻境，使我们可以轻易地迷失其中，浑然忘记了现实世界的存在。无论你看一幅画，听一歌，读一词，只要你深深陶醉了，陷入物我两忘的状态了，那么你就进入了它的“境界”。
之所以说“词以境界为”，并不意味着词以外的艺术形式另有审美上的标准，只不过相对而言，尤其是相对诗歌而言，词于境界上的要求更高。
我们初学诗词的时候，往往很难分清诗与词的区别，以为词就是不整齐的诗，诗就是整齐的词，于是当我们读到《浣溪沙》这类整齐的词牌，便很难理解这为什么是词而不是诗，更难理解诗与词究竟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
在古代的语境里，诗与词的分野好比古典音乐与流行歌曲的分野，更加形象一点来说，好比巴赫与凤凰传奇的分野。诗，于诗人自身是“言志”的工具，于社会而言是“教化”的工具；而词，无论于词人自身抑或社会，都仅仅是一种娱乐手段罢了。写诗，总少不得端几分架子，扮一点端庄；填词，不妨放浪形骸，声色犬马。
宋代是词的第一个盛世，那时候文人写诗重在理趣，要把宇宙人生的大道理讲给你听，诸如“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即便艺术性再强一点，也无非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或者“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于是情趣的抒发便寄托于词了。文人在诗中端起架子，在词中放下架子。编纂文集，诗每每列于全集之，词则不予收录。这意味着诗是大雅中的大雅，词是全不登大雅之堂的玩物。
所以我们才会发现，同一诗哪怕流传有不同的版本，字句出入往往相当细微，而同一词的不同版本，非但字句会出入到几乎看不出是同一词来，甚至关于创作者身份的说法也往往五花八门。在很长的时期里，词都不曾被人们认真地保存，著作权也不曾得到人们的认真对待。
2.
诗和词原先都是入乐的，都是作为“歌词”而存在的。当然，古时候的音乐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音乐。
儒家提倡礼乐之道，音乐是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教化手段被标榜出来的。既然意在教化，旋律与歌词当然不可以轻浮。但是，哪怕是饱读诗书的士大夫们，也不可能脱离低级趣味，总还想找一点轻浮的娱乐，好比一个人纵是听惯了瓦格纳的恢宏歌剧，甚至自己也能写出《驰骋的女武神》那样的庄严之歌，但总还喜欢在KTV包间里胡乱喝些佳酿，和小歌星们合唱几通俗歌曲。这就是宋代士大夫经典的生活模式，词就是他们放纵的休闲。
词牌就是歌谱，每一个词牌都是一段固定的旋律。按照旋律的要求撰写新的歌词，是谓填词。一词填好之后，便可以当即交给歌女演唱。然而古代乐谱是一种相当不严格的事物，于是随着时代嬗变，词的唱法渐渐失传，词终于变成了一门纯粹的文字艺术。
当诗与词先后脱离了音乐，先后成为纯粹的文字艺术之后，原先的森严壁垒便显得毫无必要了。诗已经不再是庙堂雅乐的歌词，词也不再是酒筵歌女的浅斟低唱，又何必再存什么雅俗之分呢？于是到了清代，喜好填词的人不断为词争取地位，到了王国维的时代，词与诗几乎可以并驾齐驱了。时代的文学呼声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复在意词与诗是否地位相当，而是在意在旗鼓相当的地位上，较之于诗，词究竟有哪些特殊的妙趣。
3.
一切可以入诗的题材亦可以入词，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