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善的历程》是一本哲学史著作。与前此的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本书所作的，首先是一种历史的诠释。当然，诠释不同于历史的简单再现，是以诠释者的理论视域为背景，并同时展开为一个逻辑重建的过程。事实上，历史的诠释与逻辑的重建往往很难分离，二者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也正是以此为基本原则，本书对儒家价值体系的考察，并不于文化史现象的描述，而是更多地侧重于其历史内涵与逻辑意蕴的双重展示，后者同时又旨在为文化哲学的当代建构提供某种历史的前提。
目录
导论章 儒家价值体系的奠基 一 天人之辩与仁道原则 二 为仁由己和天命的预设 三 修己以安人：自我实现及其逻辑归宿 四 义以为上与孔颜之乐 五 “大德不逾闲”的历史含义 六 作为价值目标的理想人格 七 有限：存在的意义及其他章 从孔子到孟子 一 仁道原则的展开 二 力与命的内在紧张 三 独善其身和兼善天下 四 恒心的根据与惟义所在 五 从执中而权到君子反经 六 内圣的走向第三章 中的折变 一 天人之际：从相分到互动 二 制天命而用之：自由理想的扩展 三 各得其宜与群居和一 四 义的外部确证及其工具化 五 从以权应变到以道壹人 六 全而粹与化起伪第四章 价值本体的建构及其内化 一 《易传》：价值本体的建构 二 价值本体的双重内化 三 止于善与修身为本第五章 正统的形成 一 形上之天与人文取向 二 德威交融：仁道原则的转换 三 天下无二道 四 古今之辩 五 义与我的合一：个体的普遍化 六 道义利的二难 七 从仁且智到三品：人格理想的展开第六章 援道入儒的价值观意蕴 一 名教与自然：天人之辩的历史延续 二 自的确认与玄同彼我 三 逍遥的理想与天命的第七章 衍化与整合 一 仁道原则的重建 二 天理主宰下的自我权能 三 群己之辩的二重变奏 四 从义利之辩到理欲之辩 五 天理的化与良知准则论 六 醇儒境界第八章 明清之际：历史的反省与自我转换 一 经纬天地：逸出内圣之境 二 经学的实证化与理的工具意义 三 化“天之天”为“人之天” 四 造命与循理 五 理欲统一及其内在意蕴 六 我的自立与群体认同第九章 儒家价值体系代的历史命运 一 的失落：传统代化的紧张 二 返本开新：新儒家的选择及其双重意向第十章 走向现代 一 现代化的历史需要与儒家价值观 二 儒家价值体系与合理的重建附录一 何为儒学？附录二 儒学的本然形态、历史分化与未来走向后记后记
摘要与插图
一;天人之辩与仁道原则
中国哲学中的天人之含多重意蕴：它既涉及天道观，同时又关联着价值观。从后一意义看，天即广义的自然及本然，人则首先指主体的创造活动（自然的人化过程）及其成果（表现为不同的文明形态）。对象世界及人本身是否应自然状态？人文世界应当以什么为基本原则？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如何定位？等等，这些问题更多地指向价值领域。当孔子对天人关系的价值内涵作自觉反思时，人类早已由自然状入文明社会，自然（天）与社会（人）的分野，也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对文明的历步，孔子无疑有着深刻的感受。他曾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这一侧面，指出了这一点：“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④“斯人之徒”即了自然状态而文明化的人。作为文明时代的主体，人不能倒退到自然状态，而只能在人化的基础上，彼此结成一种社会的联系。在此，孔子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肯定了人文的价值。
文明的成果，当然并不仅仅体现在人化的社会关系中，它有着更为广泛的历史内涵。在某种意义上，殷周的礼制便可视为文步的表征，而孔子对礼的考察，多少也是着眼于这一意义。他曾颇为动情地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里固然表现出某种缅怀旧制的保守心态，但在它的背后，却蕴含着一种更为深沉的价值取向：周礼在此不仅仅是一种往古的陈迹，它同时也是一种广义的文明象征，从而，“从周”也相应地意味着确认人类文化创造的历史意义。孔子之注重“夷夏之辨”，表现的也是一种类似的价值趋向：夏之高于夷，主要便在于其文明程度优于后者。也正是从相同的前提出发，孔子对管仲赞誉有加：“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0在此，管仲绩首先即表现在避免了文明的倒退（“被发左枉”）。
作为一种高于自然的人文存在，文明社会应当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孔子提出了仁道的原则。孔子思想以仁为核心，这已是一种普遍的看法。早在先秦，便已有孔子“贵仁”之说。当然，“仁”这一范畴的提出，并非始于孔子。在《诗经·齐风·卢令》中即已见“仁”字：“卢令令，其人美且仁。”《尚书·金臊》中亦开始提到仁：“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不过，以上文献所说的仁，似乎只是仪文美备的意思，而并不表现为价值领域中一以贯之的理想或观念。在孔子那里，仁则次被提升为一种普遍的价值原则。
《论语·颜渊》记载了孔子对仁的界说：“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这可以看作是对仁的内涵的一般规定。以爱人界定仁，体现的乃是一种朴素的人文观念，它首先意味着确认人在天地万物中的上地位。在《论语·乡党》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记载：一次，马厩失火被毁，孔子退朝归来，听说此事，马上急切地询问：“伤人乎？”而并不打听火灾是否伤及马（“不问马”）。这里所表现的，是一种人文的关切。它意味着：相对于牛马而言，人更为可贵，因此，关注之点应当放在人之上。当然，这并不是说牛马是无用之物，而是表明：牛马作为与人相对的自然存在，只具有外在价值（表现为工具或手段）；唯有人，才有其内在的价值（本身即是目的）。在问人而“不问马”的背后，已多少蕴含着如上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