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从白璧德所提出的“人文主义”的概念出发，在阅读大量白壁德英文原著、学衡派报刊和相关一手史料基础上，打破前人对学衡派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保守主义、古典主义、人文主义等的论断，重现挖掘白璧德所倡导的人文主义运动与学衡派的联系。本书以双重跨文化研究的视角，一方面回到白璧德的西学背景，探讨其如何在跨文化语境下形成人文主义的构想，而澄清了白壁德的信仰问题；另一方面细致考察了学衡派的跨文化实践，并对梁实秋与学衡派的关行了新的定位，勾勒出中国人文主义发展的谱系。
目录
绪论“人文主义”的双重跨文化构想——重估学衡派研究 节 从“守旧”到“保守主义”——学衡派的历史评价 节 保守主义、古典主义、人文主义——学理上的学衡派研究 一 重估大陆学衡派研究 二 重估港台学衡派研究 三 重估海外学衡派研究 四 学衡派研究局限与跨文化研究构想 第三节 学衡派与中国语境下的“人文主义” 第四节 “人文主义”构想的提出——白璧德与学衡派的双重跨文化实践章 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思想 节 “人文主义”生成的文化空间 一 “人文主义”的摇篮 二 “人文主义”的文化积累 三 “人文主义”运动的前奏 四 “人文主义”运动的发生 节 “人文主义”的思想线索 一 人文主义的概念 二 实证主义的方法 三 二元论 四 经验的三个层面 第三节 “人文主义”生成的思想背景 一 前学衡派时期的白璧德：反代文明 二 学衡派时期的白璧德：反思西方文明 第四节 “人文主义”的双面视界 一 白璧德的思想转向——从到人文主义 二 “人文主义”的双面视界之一——内在的人文主义信仰 三 “人文主义”的双面视界之二——人文主义 第五节 “人文主义”教育理念的内核 一 式的人文主义教育 二 精英式的德治理念 三 “人文主义”教育的展开章 学衡派“人文主义”实践史溯源 节 梅光迪 一 留美初期的文化心态 二 留美初期的文化思考 节 吴宓 一 早年经历——浸染于“关学” 二 清华学堂的学 三 接受白璧德人文主义的契机 第三节 胡先骕 一 留美前的“君国相合”思想 二 留美时之思想探究 三 留美归国后之政治思想第三章 汉译中的人文儒学 节 吴宓之译文示例 一 译文选择的双重动因 二 译文的现代姿态 三 译文中的“新儒学” 节 胡先骕之译文示例 一 译文选择的双重动因 二 译文中的“新儒学” 三 和而不同——“人文主义”运动第四章 中国的“人文主义”实践史 节 学衡派“人文主义”实践群的形成 节 学衡派“人文主义”译介活动 一 “人文主义”译介活动的兴起 二 “人文主义”译介活动的展开 第三节 学衡派“人文主义”的教学活动 一 “人文主义”的课程设置 二 “人文主义”的课程内容——以梅光迪、吴宓的课程内容为个案研究 第四节 学衡派“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承 第五节 学衡派的异路同向人——梁实秋建构“人文主义”的另一新路径 一 白话与文言：梁实秋的“新”与学衡派的“旧” 二 “与《学衡》同宗”：梁实秋的“旧”与新派的“新” 三 “人文主义”：“新旧”视阈的突破 四 “人文主义”视阈下的儒学现代转型 五 “人文主义”实践史的现代隐喻：学衡派与梁实秋的携手之作《白璧德与人文主义》结语参考文献后记
摘要与插图
绪论
“人文主义”的双重跨文化构想――重估学衡派研究
学衡派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一股特殊的文化力量，其主要成员大多留学欧美，受过严格的西学训练，然而他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却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学术宗旨与当时的文化主潮相颉顽。他们因这段历史被扣上“复古”“”等政治标签，其思想主张在学界处于边缘位置。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学衡派研究重新回归学界研究的视野。此时的学衡派研究已挣脱了旧有意识形态的藩篱，学界开始以一种公正的眼光评价其历史价值入2pan>世纪，学界出现了学衡派研究的热潮，其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研究视角呈现多元化趋势，研究深度广度亦不断拓展。在这股研究热潮中，学衡派与美国导师白壁德之间的种种因缘际会成为学界关注的新焦点。因此，本书将先以此视域为基点对学衡派评价史及研究史作一个的回结，再从中发现学界研究的盲点，以期为学衡派研究打开一个新的维度。
节从“守旧”到“保守主义”——学衡派的历史评价
《学衡》杂志自创刊之日便以与新派相颉顽的姿态为学界所认识。新派自然不甘示弱，予以回击。在这些新派评论中，鲁迅的文章《估〈学衡〉》影响为深远，几乎成为学衡派的定音之论：“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虽然自称为‘衡’，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钉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所以，决用不着较准，只要估一估明的了。”①鲁迅在该文虽正确指出了学衡派文言的不通之处，然而以鲁讯在学界的地位，其评价在程度上左右后来的学衡派研究。相比较而言，周作人的评价则更和。周作人在《恶趣味的毒害》中将《学衡》杂志的成员指称为“学衡派”。他认为学衡派“只是新文学的旁枝，决不是敌人”②。周作人客观的评价在当时的文化氛围实属难得，然而这种将“学衡派”纳入“新文学体系”的观点难以获得新
派的认可。
1935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经典之作。郑振铎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中将胡先骕、梅光迪、吴宓指称为“胡梅辈”“古典派”，而在该书的第三编题目“学衡派的反攻”则将其指称为“学衡派”。由郑振铎行文中较为随意的指称可知“学衡派”的称谓在当时尚未成为学界共识。但是无论何种称呼，郑振铎强调的乃是他们与新派对立的立场。比起新文化运动派的意气之论，郑振铎的评价较为公正，因此他能如实指明学衡派的古典主义立场。然而他的评论始终未能突破新派认识的局限，学衡派依然被定为“引致了好些西洋的文艺理论来做护身符”③的“复古派”人物。该书的第三编选取的则是学衡派对新派的批评文章，不涉其他体而言，“学衡派”在该书作为一个特定名称的出现，它所指涉的乃是与新派相对立的思想倾向，而非《学衡》杂志的内容。换言之，学衡派引介西学的努力在该书中受到遮蔽。书中“学衡派”称谓呈现的内涵乃是“”的另一面。并且因《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一书在学界的影响力，其对“学衡派”特定指称在学界知识谱系的确定具有决定意义，此后的文学史都沿用了这种称谓指称《学衡》杂志诸公；相应地，内置于“学衡派”称谓中的“守旧”标签也被此后的文学史所延续。1938年李何林出版了国内部介绍中国新文艺思潮的研究论著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