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百年中国现代新诗一直存在命名混乱的缠绕，“新诗”“白话诗”“现代诗”“自由诗”“现代汉诗”等名称都曾经出现或正在使用。名称混乱的背后隐藏着许多问题：新与旧，白话与文言，现代与传统，白话与诗，格律与自由等等纠缠不清。“新诗”概念一直是含混游移的，这显然影响到诗歌批评的展开，但如何使“新诗”概念清晰化呢？如果只是以一种称谓代替另一种称谓，能够解决问题吗？问题恐怕得反过来思考，被称为“新诗”的这样一种诗体，它的实质是什么？ 全书八章，以“诗”为贯串首尾之线索，试图从不同方面阐述这些问题。
目录
引言 诗：返回新诗自身的批评章 现代新诗的言说之难 节 谁的“现代”？怎样的“诗”？ 节 一个难题：何为诗章 20世纪初：新诗诗体的确立 节 胡适《尝试集》与郭沫若《女神》：符号双轴的开启 节 “先锋诗人”伯：“白话诗可惜掉了底下一个字”第三章 20世纪末：新诗精神重建(上) 节 20世纪90年代诗歌言说的大众文化语境 节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诗的精神生态 第三节 20世纪90年代诗歌消解倾向的呈现 第四节 消解中的重构第四章 21世纪：新诗精神重建(下) 节 喧闹、焦虑和遗忘的诗：21世纪三种诗学论争的考察 节 精神重建与“后非非”写作 第三节 公共空间、历史意识与主体重建：以胡丘陵长诗为例第五章 形式的意味：意象、张力与访谈 节 同曲异工：中西意象论比较 节 抽丝织锦：绘制现代诗语的张力关系 第三节 作为“新诗文献学”的诗人“访谈”第六章 诗人的地理根系与诗歌谱系 节 衡阳与青海：甘建华地理诗初探 节 “重庆书”的精神探险 第三节 陕西新时期诗歌掠影第七章 诗言说中的个体(上) 节 伯：初期白话诗坛的旁逸斜出 节 郭沫若：从《三叶集》看情人生 第三节 徐志摩：“散叶子上的零碎杂记” 第四节 艾青：诗的建行与个体生命意识第八章 诗言说中的个体(下) 节 于坚：世界从裂缝里漏下去 节 黄葵：不和谐的丰富 第三节 高崎：幻念之思与语言之舞 第四节 庄晓明：打磨一把诗歌的斧子 第五节 沈奇：追寻的骑士、安详的醉兽与精神自传 第六节 洛夫：是“咒”还是“诗”结语(代)阐释的限度：“思无邪”新释及其现代诗学意义参考文献后记
摘要与插图
中国现代新诗自其发生以来，对它的合法质疑与辩护，对其理论建设与创作实践的论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可以说，从胡适当初倡导文学改良并尝试白话新诗实践以来百年新诗的浮沉跌撞不仅深刻和生动地呈现了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许多丰富的历史细节，也在凸显着自身在这一历程中与文学文化、时代政治、民族国家以及现代中国人心理情感的牵绊纠结。不管是在“五四”命当时有着启蒙期待的知识分子那里，新诗充当了新文学的“急先锋”，还是在十年文化动乱结束后，“崛起”的新诗潮对自我的呼唤与情感诉求，新诗都与现代中国人的人生世界如此紧密关切。应该说，作为现代中国文学文化的一部分，百年新诗的发展与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文化的现代化是基本同步的；同时，也是与现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实际互为呼应的。因此，不管新诗在其发展过程中受西方文学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学文化的“影响”如何深巨，对这种影响的分析都不能把其中千丝万缕的复杂关联简单化地描述为作家之间、思潮流派之间单向的模仿借镜和学。对新诗的种种争论和探讨，更不能脱离我们对于现代中国的历史认知与感受，不能脱离于新诗作者自身的现代生存体验。
然而，新诗研究的实际情形告诉我们的往往与我们的阅读感受和体验相反：在一些诗歌研究文章中，不同诗人的诗作可以被置于同一西方理论观照下，得出相同的“现代追求”的结论。或者，某诗人的诗较多关注日常人生、民间、口语，便说那是“世俗现代”；如果诗里有了对田园自然的美赞，有了对现代都市的厌倦，便说是“审美现代”。或者，将田园自然的书写认作诗人对“传统的回归”“继承”，要不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后达到对“传统的现代转化”等等。让人不禁顿生疑惑的是：这样的现代究竟是谁的现代？传统何以成为可以被任意捏揉的东西？或者，在一些诗歌研讨会上，论者对会议策划的相对集中的主题避而不谈而偏要“另辟疆土”；或者即使讨论同一个主题，但各自的发言若即若离，表面上争论得热闹激烈，过感到都是似是而非的自说自话。这种热闹喧嚣背后的无语和失语状态，还表现为对与新诗相关的一些基本史实的漠视、撇弃和抽空。
因此，这样的讨论从一开始也缺乏一个基本的共同的话台。
2pan style="font-family: 宋体;">世纪已很快走完它的二十个年头，如何让新世纪诗歌研究不再重蹈以往新诗探讨中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不再让新诗论争演变为新诗资源的不断内耗，这是新世纪每一个关心中国新诗的诗人和诗歌研究者都不应忽视的问题。我们究竟该如何对新诗说话？对于新诗，怎样的言说才是有效的？换言之，在讨论新诗这一对象时，我们能否寻求和拥有一些基本的立场和视角以便共享一个基本的对台？我想这样的立场台是存在的，为之探寻既有可能，又意义重大。甚，这样的寻求有的时候不在远处，它往往在中国现代新诗发生的起端。
众所周知，我们现在通常称作的“新诗”，在其开始更多的时候是以“白话诗”“新体诗”的名目出现的；直到1919年10月10日胡适为《星期评论》“纪念专号”发表了他那篇副题为《八年来一件大事》的《谈新诗》，“新诗”的叫法才普遍流播使用开来。尽管在这篇文章中胡适常常是把“新体诗”与“新诗”交替使用，尽管“新诗”在古典文学中也早已不是新名词，但用它来广泛指称20世纪中国命以来的“白话诗”“自由诗”“现代诗”等，确实是自此以后的事。显然，在这样一些提法的背后，确有后来者对新诗倡导者们所指责的二元对立模式，如新与旧、白话与文言、自由与格律、现代与古典、西化与本土等等，但事情又不是如他们指责的那样简单。要指出而指责新诗倡导者们走了一条“打倒/重建”的二元对立之路是容易的，难的是如何厘清和辨析新文学先驱者基于怎样的自我感受和体验提出了以上种种对立范畴？换个角度来看，当初新文动先锋们在自身深厚的传统文化浸润中，承受着怎样的文化和语境压力才做出了与传统“背离”的选择，传统与现代在他们那里的矛盾，难道真的像后人指责他们的某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