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该书通过缜密的逻辑演绎，将先前的关系学中散乱的术语整合到统一的理论框架中，广泛借鉴了其他学科括科学哲学、社会学、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并从排列原则、单能和权力分配三个角度界定了政治结构。
目录
中文版前言 ; ; 英文版前言 ; ; 章 规律与理论 ; ; 章 还原主义理论 ; ; 第三章 系统方法与理论 ; ; 第四章 还原方法与系统理论 ; ; 第五章 政治结构 ; ; 第六章 无秩序与均势 ; ; 第七章 结构原因与经济效果 ; ; 第八章 结构原因与军事效果 ; ; 第九章 事务管理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译后记
摘要与插图
没有行为的结构或能的消失 ; ; 新的帝国主义定义，对于修正传统的帝国主义经济理论，从而使之能够对新的现行解释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从加尔顿（Johan Galtung）的帝国主义“结构”理论中可以很容易地看出这一点。通过将新殖民主义理论推向逻辑的终点，加尔顿无意中暴露出了该理论的荒谬之处。在他看来，帝国主义是更为和谐和富庶的国家与不很和谐而且贫困的国家之间的一种关系。他使帝国主义成为一个结构的现象，但是他的结构理论部分地是通过还原方法推导得出的。他的结构定义结合了一种国家属——和谐程度，以及一种结构特征——实力分配。而即便前者可以被视为结构因素，充其量也只是国家层次的结构因素。由于加尔顿将国家属纳入结构中，他的方法变成了还原主义质的。如果把结构视为行为的条件，并能的发挥具有影响，那么结构是一个有用的概念。12将结构部分地按国家属加以定义，会使这些属与其试图予以解释的结果相混淆。由于加尔顿如此定义结构，行为能消失了。一个国家之所以被称为帝国主义是由于其属，而与其行为无关。对行为的观察、行为与事件之间的联系以及出现不同结果的问题，所有这些复杂而困难的问题都被置之不理了。因此，他可以说：在东南亚，日本无疑是“经济帝国主义，但却不存在政治、军事、通讯或文化上的支配”。完善的帝国主义根本无须诉诸武力，无论是直接使用武力，还是以武力相威胁（Galtung，1971，pp.82-84，101）。帝国主义不再是一系列难以解释的行为，而是一种显而易见的状态，即和谐富庶的国家与不很和谐而且贫困的国家之间在生活条件方面差距的不断扩大。 ; ; 加尔顿提出的理论只是宣称，生活条件方面不断加剧的鸿沟源自富国对穷国的剥削。他断言：“垂直型的互动是世界上存在等的主要根源。”（Galtung，1971，p．89）但他并未对此加以解释，而只是以不同的方式一再重复。贸易的不对称、商品生产国与原料供应国之间所处环境的差别、不同国家在出口过程中获利的差异程度，这些因素被认为导致了国家间的互动，并使发达国家得益，而使落后国家更为贫穷。但加尔顿的理论并未指明这种垂直互动是如何导致这一结果的。 ; ; 在什么情况下，富国是如何、并且在何种程度上通过剥削穷国而使自身获益？要证明这一点需要细致的分析括对贸易条件以及时期以来各出口构成发生的变行考察。13这种考察显示出，有时一些初级产品生产国也十分富庶，那么它们是不是也对其他国行了帝国主义剥削呢？1974年，石油与粮食出口国繁荣昌盛。与绝大多数国家相比，欠发达的阿拉伯国家以及高度发达的美加两国均情况良好。而前者在加尔顿的理论中是典型的受剥削国家，它们属于出售自然资源而行工业生产的国家。同时，作为全球主要粮食出口国的美国则是帝国主义的典型。加尔顿的理论只是提供了描述而没有做出解释，而且他的描述范畴也是与事实不符的。 ; ; 自19世纪50年代初70年代初，贸易条件呈现出有利于工业制成品而不利于初级原料出口的趋势，而加尔顿显然据此得出了以上难以令人信服的结论。但并非所有产品都适合于这一趋势，而这一趋势也不会无限期地延续下去。贸易条件的变化，使某些国家在贸易中获益更多，而有些国家则较少。如果某国生产的产品已经有了足够的供给，那么贸易将不利于该国。无论是在一国内部还是在上，贫穷的一方都被疏远并遭受挫折，其原因在于它们不是他人所需。怎么能说失业者是受到了剥削呢？如果一国所提供的是供给充足的产品，那么怎么能说它们是在通过低廉的价格补贴富国呢？如果富国停止购买它们的产品，它们必将变得更为贫困。 ; ; 然而，加尔顿认为富国剥削穷国，并使后者陷入贫困，阻碍了其经济的发展，并使它们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对外都无法团结一致（Galtung，1971，pp.89-90）。他首先将结论置于他的理论之中，然后又从中推导出这一结论，即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帝国主义联系是导致少数国家变得富庶，而使大多数国家遭受苦难的主要原因。那么，我们必须询问以下这些问题：是否北方和西方国家真的使南方和东方国家变得贫穷？对后者的剥削是否使前者变得富庶？是否帝国主义将经济剥削、贫困和纷争带给了此前从未遭受过这些苦难的国家？现在，帝国主义是否会使这些苦难存在？剥削与纷争并非是才出现的不幸，贫困也一样不是。将分裂归因于帝国主义的人们可以回想大多数殖民地民族在帝国主义之前所处的状况。而且，直到19世纪中叶，几乎在全球所有地区，所有人的生活仅仅停留在维持生存的层次上，或者于此。14与之相比，马克思以及较早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没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介入，非西方国家的落后状态也许将永远持续下去，这一观点似乎更真理。15 ; ; 导致贫穷的原因很多，而且历史、富裕的原因也一样。认为帝国主义是如此有利可图，以于将富庶国家的很大一部分财富归因于此，这样混淆了私人所得与国家收益二者的区别，也未能考虑帝国主义国家的成本括输出资本的成本，而且忘记了对于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来说，相比于本国的经量，帝国主义收益充其量也只占很小的一部分。而且，与落后国家相比，作为商品市场以及投资场所，发达国家（无论它们是否是帝国主义国家）彼此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说帝国主义没有带来任何回馈是错误的。然而，主要论点是如此令人信服，以于我们可以只用一句话来概括，即富国物质财富的获得主要源于本国内部——即它们对科技的运用以及在国家范围里组织自身经济的能力。 ; ; 然而，对于许多对帝国主义做出经济解释的人来说，穷者使富者富有的观念已经变成了一个备受珍爱的信念。而与之相反，富者使穷者贫穷，并使后者遭受无尽的苦难，也许是一个同样深受推崇的信仰。这些绝望的观点，在旧式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只是暂时现象，因为他们相信根植于系统内部的原因将导致系统自身的毁灭，而对于今天的新殖民主义者来说则变成了的。具体原因我将在下文加以论述。 ; ; ……
在本前言中，我首先将思考那些针对《政治理论》一书所提出的批评意见。然后，我将对结构理论在当前以及未来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加以评论，后我将对其他试图解释政治事件的理行评述。 ; ; 一、困惑与批评 ; ; 困惑来源于对如何建构理论的误解，以及未能理解理论能够做到什么，不能够做到什么。在《政治理论》的章中，我将理论定义为人的头脑中关于某一领域的组织及其内部各部分之间的联系的一幅思想图画（mental picture）。为了对某一领行知的分析，理论将该领域与其他领域分离开来。一幅思想图画，例如关于国民经济或是政治系统，是一种简化了的描述。为了展现重要的原因和结果，这幅图画必须将某一经济体或政治系统中的绝大部分要素加以省略。理论是一种工具，它试图有助于对某一加以限定的行为领域加以解释。绝大多数理论都是经过省略的，但是为此而对某一理论加以诟病则令人感到奇怪。有时我们被告知，为了使理论与现实更为，我们应该在理论中添加一些东西。但是科学的发展，无论是物理学还是经济学，都是通过远离对世界的直接经验，然后对其加以高度抽象的描述而获得发展的。例如，质量集中于一点是牛顿经典力学中一个经过简化的假设，又如在宏观经济学中，人被假设为谋求经济利益大化的个体。以上两个假设都不是事实，但是对于它们各自所代表的理论则是关重要的。 ; ; 在政治理论中，结构是根据物质因素来定义的，即无状态、该领域的秩序原则以及国家间实力的分配状况。结构的定义是宽松的（sparsely defined）。难道我们不应该在这义中添加一些东西吗？规范的考虑（normative consideration）被省略了，是否应该增去呢？问这个问题仿佛是在问，是否应该在引力理论中增加这样一条警告，即“从高层建筑物上落下并非明智之举”。与之相似，约瑟夫·奈抱怨说在结构理论中行为体沟通的过程（communication flow）被省略了，而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is）则指出历史的考量也被忽视了。但是，我们不能将理论希望解释的东西添加到理论中去，即在不同的结构条件下沟通或者历史事件所具有的影响。 ; ; 我们不能通过添加内容来对理论加以完善。一个理论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前后一贯的整体。如果某一既定理论无助于解释我们感兴趣的某一部分世界，那么我们需要一个的理论，而非一个被修修补补的陈旧理论。 ; ; 对于结构理论的另一个批评是认为它无法解释其核心命题：均势不断形成，而国家也于均势行为。当某个政治系统内主要大国之间处于均势，那么该系统处于均衡状态。但是动态的系统很少处于均衡状态。以上两种表述都是正确的，但是以之批评政治理论则是不适宜的。一个类似的经济学理论命题是：某一经济在所有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与资本——都实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将趋向于均衡。在这里关键的词汇是“趋向于”。系统围绕均衡点不断起伏变化，即便遭到严重扰乱，后仍将回归均衡点。理论告诉我们可以预期什么，但并非何时去预期。无法确定具体的“时点”（timing）是社会科学理论的弱点，但其长处则在于能够解释结果。因此，均势将会得以形成，但是没有任何理论能够在均势形成之前指出这将需要多长时间。 ; ; 也许对于结构理论为普遍的批评是它没有考虑到国家政策和行为对政治的影响。的确，在结构理论中国家被省略了。毕竟这是关于政治的理论，而非外交政策理论。如果有谁能够建构一个同容和国家两个层次的理论，我们都将为之感到欢欣鼓舞。但是没有谁知道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除非有人实现了这一点，否则我们只能接受一个政治理论，但同时这一理论却始终铭记这一点，即国家行为和政治结构都是我们所关注的结果的重要诱因。 ; ; 尽管我强调以上两个诱因（dual causation）的普遍存在，但是结构现实主义者始终由于在解释政治事件时省略掉国家行为而遭到批评。然而解释，即关于发生了什么的陈述及其原因的思考，并非理论。理论必须得到应用，而理论的应用则必含其自身没有的信息和事件。国家十分重要，而政治结构也十分重要。两者哪个更为重要则随着政治结构的变化而异。无论是谁，如果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当世界由两极格局转变为单极状态时，也将无法对此有所体察。 ; ; 在各种批评中，我想加以考虑的后一种是声称新现实主义只是被加以化了的旧的现实主义理论而已。这一判断的正确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老现实主义者的观点主张。传统现实主义者是行为主义者，他们认为结果是由行为单元——国家——决策所决定的。因果关系是单向度的，即从国家内部构成到它们行为所假设产生的结果。这是他们惯常的思考方式。社会主义者以及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属此列。和伍德罗·威尔逊都相信好的国家将与其他国家相处，而坏的国家则将穷兵黩武。者以及自由民主主义者在如何解释事件方面持有一致观点。他们所不同的只是如何定义“好”和“坏”而已。新现实主义者将老现实主义理论颠倒过来。旧现实主义是行为主义取向的：好国家产生好的结果，坏国家则产生坏的结果。新现实主义则是结构主义取向的：结果不仅取决于（而且往往并不主要取决于）国家的质，而且取决于国家行为发生于其间的结构的变化。